居者有其屋   （第2/3页）

20年后，次贷危机爆发，震撼全球。充斥于各大跨国银行和投资基金账目的所谓“有毒资产”，正是刘易斯最初发明、推销，后来被大家争相模仿的捆绑房贷债券。当然，除了经济学家蒙代尔，很少听到有谁再提到刘易斯·拉涅里，还有他对人类金融史的巨大贡献。

三

莎丽·艾瑟曼，生于1962年，“夏天之爱”前的旧金山。父母离异，她随母亲长大；搬迁过7个不同的城市；史密斯学院俄语系学士，耶鲁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离开华尔街后，她是唯一与我保持联系的朋友。不敢说她是一位美女。她颧骨凸出，身材细高，骨节粗大，手势和眼光都像男人。她对我态度始终友好，这一点，在所罗门公司的女孩子中极其难得。

战战兢兢干了一年半，我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夜夜失眠，性欲低落。同女友分手之后，我对冥想和武术发生兴趣。长久站桩，或静静打坐，心中空无一物，灵魂重新浸润于悠远的时间和空间之中。我在公司的境遇有所改善，上司看我的目光由不耐烦转为偶尔的赞许。然而，这些良性变化于我毫无帮助。对华尔街的生涯，还有所罗门公司，我已彻底没有了感觉。每天下午，盯着荧光屏上的价目，对着嘴边的听筒，机械地报价喊价，然而心思飘到了很远很远，说不清楚的地方。

最后的几个星期，我明知自己状态极差，却泰然自若，心如死灰。有一天，下班很晚，我去46楼的公司餐厅吃饭，远远看见莎丽一个人坐在角落，形单影孤。我走过去，和她一起坐下。窗下是灰色的纽约港，去斯丹顿岛的渡船缓缓离岸。海面上的自由女神，闪耀着银白色的亮光。我对莎丽说，恐怕我很快会做出愚蠢的事，也许将来要后悔。莎丽说，你不必苦恼，我理解你的意思。在一起坐了很久，她跟我讲她小时候的事。最后分别前，她对我说，你怕什么？那么年轻，以后穷怕了，再回来就是。我问她，你是否穷怕了呢？她想了很久，然后微笑，点头。

告辞那天，一道进入培训班的几位哥们儿姐们儿请我吃饭，包括莎丽。出乎意料，大家向我展示暧昧的敬意。也许，甩手不干的念头，萦绕于我们每个人潜意识的最深处。

在曼哈顿的酒吧里，女孩子们一听到“所罗门”、“高盛”这几个字，眼睛都直直发亮。事实上，我们很少有空闲去品味那份优越和自豪。每日早出晚归，工作就是生活的全部。漫无止境的压力和焦灼，没有亲身体验过，根本无法想象。同事们该回去上班了，我下地铁，去火车站。他们祝愿我今后潇洒自在，顺水顺风。

为了自己也解释不清的缘由，我舍弃了一个待遇丰厚的职位，还有似锦的前程。随后的经历，自然包括困窘、颠沛，还有排山倒海的懊悔。然而，我始终没想到要再回去。

1991年，所罗门兄弟公司被指伪造客户姓名、超越指标套购联邦债券，被政府罚款2.9亿美元。大总裁古特弗罗因德黯然辞职，公司从此一蹶不振；几年后，公司被另一家投行史密斯巴尼并购，随后又转卖给花旗集团。历经80年风雨的老字号分解散伙，“华尔街之王”的宝座，让位给更加沉稳且凶悍的高盛集团。

莎莉一直在所罗门坚持。公司拍卖后，她转往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利率兑换组。2001年，她39岁，依旧单身。她决定彻底退出，在中央公园东边买了漂亮的大公寓，一个人住，养好几条狗。她和我已不属于同一个阶层。可是，每次我回纽约，她总能找出时间，一道吃顿午饭。

我离开美国，去别的国家漫游了10年。慢慢地，我找回了对金融和投资的浓厚兴趣。在我们的时代，华尔街是唯一和最后的宗教。它崇拜的偶像，是无限扩张和可替换的数量，以及这个数量对时空和脆弱生命的征服。每分钟诞生一群大傻帽，你不做多，就被做多；你想做多，却被做空。一切都可以被替换。唯有排列组合的数字和幻觉，道生万物，千古不变。

对冲基金“铁蝴蝶”策略，伦敦银行间拆借率，套利3.5或2.75个基点；这千千万万条无声无形无色的神秘光线，重新使我着迷。它们连接起房屋和梦想，外汇和债券，东莞的工厂，曼谷的按摩院，上海的楼市，山西的煤矿，莫斯科的“一只蚂蚁”市场；它们环绕拥抱这个让我浪迹四方的蓝色地球。但我不属于这个宗教。华尔街的祈祷方式，是大脑细胞的高速消磨；做空，做多；排山倒海的数字；充血的眼球。我是不可救药的流浪汉，无法再加入任何一种日复一日的崇拜和祈祷。我只是徒劳地怀恋那窥测的惊喜，做空的歹毒，还有穿透人类愚蠢的畅怀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