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第5/9页）

我们再来看苏俄。作者对苏联有一种留恋，苏联和美国也恰好构成一种对比。尽管他1994年夏天第一次去俄罗斯时苏联已经解体，他觉得自己还是感到了不少美好的东西。但若看他此前几年还在美国的时候从电视中看到苏联解体时就已有一种伤感，而到俄罗斯的“下车伊始”也就有一种感动。我们或许可以说，这种情感首先是对美国乃至今天的中国失望的直接结果，是一种因此之故而对“异托邦”的寻求。

作者虽然认为斯大林的苏联是“建筑在尸骨和谎言基础上的强横制度”，但他可能对这个“社会的深处，暗藏着明快、晶莹和温暖”还是估计过高。他认为有相当数量的事例表明，有一大部分苏联人民，也包括不少趣味比较高雅的青年男女，事实上接受了这个制度，并勉强建立和维持了一种单纯、质朴、草根性的小群体价值观。他说苏联人民“畏惧、蔑视、尽可能躲避，却也习惯并严重依赖这个蛛网般严密的庞大体制。他们学会最大限度地争抢并占有体制给予人民的各种许诺：免费住房、免费教育，不需要发愁的工作，需要排长队领取的优质香肠、咸鱼和奶酪”。“一般来说，他们的生活并不像索尔仁尼琴小说里描述得那样悲壮、凄惨，他们也并不似美国‘冷战’评论家们所暗示的那样，殷切渴望多党选举或投票自由。”但这种“争抢”不正是制度带来的问题，不正是对道德和精神的侵蚀吗？如果多数人想要过的正常富足生活需要通过“潜规则”、需要通过侵蚀道德来实现，怎么会是社会深处的“明快、晶莹和温暖”呢？另外，且不说多数人，不说人们的物质生活，甚至也不说言论和政治自由，和作者类似的作为少数的知识分子，日常生活在这样一个“蛛网般严密的庞大体制”中是否又会真的快乐呢？故此，一种给人以普遍尊严的自由民主制度还是值得去争取的。

作者还认为：“苏维埃体制宣讲的某些观念碎片，经过篡改、变异，事实上浸透于最后那一两代苏维埃人的内心，比如友爱互助、淡泊功利、对纯科学或纯艺术的敬仰和渴求。”我虽然同意他所说的苏联，但斯大林之后的社会主义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在气质上还是有相当不同：新中国早期对“阶级斗争”如此强调，对“人道主义”如此厌恶，反映出内心里对某种生活旋律的厌憎，也许还有嫉妒。但是，将“友爱互助、淡泊功利、对纯科学或纯艺术的敬仰和渴求”直接视为是苏维埃体制宣讲的“观念碎片”，这可能也是太理想化了。

当然，作者不那么着力批判旧的极权，也许就因为它已经崩溃，抑或认为它不可能再回来。而新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极权”却是更现实的危险。然而，真正的极权崩溃虽然是事实，但认为它不会再回来可还是说不定，而过于温情地怀念和赞美它甚至可能是促使它以新的、改头换面的形式回来的一种因素。

而对苏联1991年的“易帜”，作者可能是过于否定了。他说：“在今天的俄罗斯，我没遇到一个人将其称为‘自由解放’。”但又补充了一句，“除了媒体精英，或漂游逐酷的美国混混儿”。在他看来，这是“另外一群流氓恶棍上台，如此而已。‘震荡疗法’、掠夺式私有化所包含的残忍与偏执，与20世纪30年代集体化大饥荒并无实质区别”。“如同叶利钦许诺给无数苏联人富裕、自由和快乐。那个革命发源地气氛温馨，景色迷人，看不到杀戮和血腥，但是拥有一份特别的、史无先例的残忍。”苏联解体之后有种种问题，但我以为和斯大林时代的极权还是有实质区别的，就像依靠暴力和谎言的极权与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价值一元的所谓“极权”是有实质区别一样，就像根本不允许有选择的所谓“自由”和多数人选择了物质幸福优先的真实自由有实质区别一样。

作者不赞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说他“没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信奉者”，然而，在他看来，“1917年的大革命，戴了唯物主义的红帽子，但是发射出宗教和末世的蓝光。这亦是单细胞者的救赎之光”。对于1991年苏联解体，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人们不爱苏联了！而爱是不可以强求的。但我们或许还可以继续提问：为什么会不爱了？有多少人不爱了？甚至可以问：他们曾经爱过吗？如果的确也爱过，为什么会爱，后来又为什么不爱了？

作者此书对中国着墨不多，但我以为他心里最耿耿于怀的其实还是中国。有一句劝告国人的话，他忍不住还是说了。他说：“我理解，中国人在追赶一个目标。根据权威的推测，再过25年，确有可能达到那个目标。但我有句话，憋在心里多年，一直说不出口；不忍心浇灭别人的希望，更没力量面对自己的失败和痛苦。今天，不妨就说出来：美国是个顶糟糕的国家；不谈什么外交国防，那东西另说；我指的是作为普通人，不论是新移民还是本地人，在这块土地上度过一生的感觉。中国人的万米赛跑，倘若以美国的彼岸作为目标，那真的不妨再想一想。现在退出竞赛，也不丢面子。我蹉跎大半辈子，当了一回美籍华人，得出这么个吃里爬外的丧气结论；因为意识到生命之渺小短暂，内心的幸福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鞋子合不合脚，确实只有自己才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