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0章 难得一种真实
在我尚属青年业余作者走进陕西作协深宅大院的时候，韦昕已经是这个院里资深的工作人员了，做着行政管理工作，也做过杂志的文字编辑，后来又做党政领导。我调来作协的二十多年里，和韦昕进进出出同一个大门居同一幢住宅楼，抬头见脸低头见脚，当属熟悉不过的人了。无论他做行政做编辑及至做领导，几十年里都在工作之余勤奋地写着小说和散文，说他是作家协会这样的专业文学团体里的业余作家，不是幽默而是恰切。直到他工作到年龄额限从领导岗位退到二线，创作很自然地调换到主业位置，一篇篇小说连续不断创作、发表、出版，尤以唐代历史题材的小说引起了广泛好评，其老到的艺术功力赢得作家和评论家的钦佩和敬重。有朋友甚至和我表示惋惜，如果韦昕从早年间就有以创作作为主业的条件，真不可估量现在会有怎样卓越的文学建树。尽管人的生活历程生命轨迹容不得“如果”，然而韦昕仍然能保持今天甚为旺盛的创作状态，足以告慰神圣着的文学情怀了。
我读《绳套难解也得解》，首先感到一种毫不置疑的真实。既是艺术的真实，更是生活的真实。我之所以强调后者珍视后者，是有感于某些作品在艺术的名义下对生活所采取的随心所欲的姿态，把对生活的虚拟和虚假，振振有词地淹没或张扬在所谓艺术的天花乱坠里。我对《绳》的真实性的敏感，完全是文本阅读过程中不断引发的感动和感慨，这样兼备着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朴实文字，似乎好久都寻觅不到了。
《绳》写的是韦昕“文革”中下放陕南山区农村的生活体验。这部作品的生活背景，直面的是“文革”过程里最惨烈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进行的时候。除了最后一章没有具体情节故事算做尾声，前四章写了发生在风雪公社何家梁大队的四个案件，赵臭臭辱骂领袖案件，柱子偷公粮案件，顺顺子的偷情杀人案，贾进洲政治诬陷案。韦昕写了这四个案件发生和破案的复杂而又曲折的过程，准确地再现了处于“文革”非常时期的乡村社会的特殊氛围特殊秩序，无序的社会结构里的秩序。赵臭臭被人揭发辱骂过一句领袖画像，被当做最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贾进洲为泄私仇，潜入会计家里用针刺扎领袖画像的眼睛后再去报案，企图以当时最严厉惩治打击的反革命罪致会计于死地。这两桩案件，只会发生在“文革”时期。或者反过来说，这两桩令今天的人们觉得荒唐、滑稽到不可思议的事件的发生，正是非正常的“文革”时期特殊的社会现象。这两桩被看做最严重的政治事件，在政权机关的判断自不必说，在更广泛的群众思想意识里的普遍性判断，恰切地透视出整个社会的生活氛围，即使在穷乡僻壤的农民，心理结构心理秩序也错乱了，正是无序的社会秩序的典型体现。即使柱子偷公粮和顺顺子偷情杀人，这些本属于刑事性质的案件，在发生和处理的过程中，也弥漫着“文革”时期特有的社会气氛。韦昕选择的这四个故事，展示出最偏僻最贫穷的山区乡村“文革”时期的生活图景，给我以不容置疑的真实。
这四个案件的破案过程，没有公检法参与，全部是公社（即现在的乡镇）和大队（即现今的村委会）的干部完成的，嘲笑那时的法制的合理性已无实际意义，我们当时的社会现象就是那样，况且业已揭过这一页了。我甚为感佩的是，韦昕既是典型地又是生活化地写出了那种社会形态下基层干部处事的方式，生动里的真实，真实里的生动。生活细节的真实，有各个人物举止行为的个性特点，也有语言行为的独特性，这里往往可以鉴别从生活体验而得，还是随心所欲以概念和印象编出种种莫名其妙的举止行为和话语，一部作品的基础和底蕴也就截然分明了。然而，还有更紧要的一点，即不同时代的人的思维方式思维特点，更是从内质里决定着一个特定时代的人物的真实性。尤其在我们改革开放前和之后截然不同的思维理念所形成的社会生活景象，仅仅不足30年，却让人有恍若隔世之感。石主任雷社长和“我”，他们都呈现着上世纪70年代初的思维理念，遵循当时的政治思想和判断是非的标准。他们没有一个能跳出荒谬而独逞高明，而是遵循时代共有的理念进行着自己的思维和判断，真实准确地展示着那个时代的生活运动的形态。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在这几位基层干部身上，都隐隐体现着一种人性的温情。无论主事的石主任，无论旁落的雷社长，还有改造锻炼的下乡干部“我”，在调查这几宗案件时，没有动辄棍棒相加，而是想方设法破开谜团，及至处理犯案人时，显示出在那个非正常年代的一种人性之善和美。对偷了一袋包谷的二队队长柱子，石、雷决定不向上级报案，是被柱子偷盗的因由所感动，为了讨媳妇。这两个公社负责干部尚未在极“左”路线极“左”政策里一味迎合而泯灭良知，作品表述得恰到好处。如果说一袋包谷只算刑事案件，不予声张地化解了，保护了一个贫穷到娶不起媳妇的乡民，还好办些；而对于一个以污蔑栽赃企图致人于死地的人，这个人既狠毒也很愚蠢，他用针刺扎了有私怨者家中的领袖像的眼睛。这在“文革”时代是十恶不赦的头等重罪。这种利令智昏的行为，终究真相大白，落得性命难保。即使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石主任和雷社长鉴于贾进洲终归是个农民，很想宽大处理……”我是经历过这段难忘的生活过程的人，“文革”大运动中不断掀起严厉打击某个社会目标的“专题”运动，诸如“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无论城市或乡村，都被愈绷愈紧的所谓“阶级斗争这根弦”陷入持久的灾难，即使一个大字不识的农夫农妇，也都知道什么话不敢说，说了就有掉脑袋的危险。而包庇这类重点打击的头等要犯的人也脱不得身，何况作为一个公社的领导者石主任雷社长这些干部。他们在这种莫须有的“阶级斗争论”酿成的恐怖气氛里，能为被害者减一分刑责，哪怕有一句同情的话，都是要冒政治风险的，也更是弥足珍贵的，也显示着在人为的恐怖下的人性还存活着。韦昕创造的这两位基层干部形象的不同凡响的意义，在于一种特定历史过程——“文革”中乡村的真实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