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黄洋界一炮——感动长征之二

　　到黄洋界时，雨住了。云也薄了淡了，天空和地上便有了亮光。刚刚从井冈山主峰下来，心存一缕遗憾，一大早乘车攀上井冈山最高处，想观瞻类似握紧拳头的五指峰，不料刚走出东门，便是倾覆狂泼的大雨，黑云压在头顶，浓雾把远近的山峰沟谷全都遮蔽起来。我站在被朱德称为“天下第一山”的井冈山上，对着雨雾里的拳头主峰，听群山翻卷着的如排山倒海般的雨的啸声。

　　站在黄洋界上，我已经排解了那一缕遗憾而兴奋起来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几十年前记住的毛泽东的《西江月·井冈山》词，那隆隆作响的炮声，就一直神秘地潜存在记忆深处。我现在就看见这门迫击炮了，静静地支在黄洋界窄窄巴巴的坪头上。尽管被告知说这已经不是原来的那门迫击炮，是代用品，游人仍然兴致不减，倚在炮身或炮筒前留影拍照。我也瞅着空隙，抚摸迫击炮冰凉的炮管，留一张存念照。那一瞬，即在我的手抚摸着炮管的时候，心头掠过一阵悸颤，当年操纵这门迫击炮发出致命制胜一炮的红军战士，他们是谁？有谁还活着？

　　那场战事发生在1928年8月30日。毛泽东和朱德在这一年的5月举行了会师后的誓师仪式。红军在井冈山刚刚扎住脚，跟踪而至的“会剿”就连续发生。8月中旬，毛泽东率31团3营去湘南迎接红军大队，只留下第1营守卫井冈山。湘赣敌军调集7个团的兵力乘虚而来。7个团对1个营有怎样悬殊的差距，且不说武器装备的优劣，而黄洋界成为井冈山五个哨口中敌军“会剿”的重点突破的哨口。红军1营战士守卫的措施有5道，竹钉、篱笆、滚木礌石、壕沟，最后一道是有真枪实弹的射击掩体。这是红军当年所能采取的防御手段，用埋在草丛里的竹钉和树林间的篱笆和险隘口的壕沟，制造障碍；夹道两边的滚木礌石，是可以砸死敌手的攻击型武器；只在最后关口，备有射击的杀伤武器。凭着这些最原始的防卫措施，居然在8月30日上午阻击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今天想来真有点不可思议。

　　更富于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下午。在敌军发动新的一轮进攻之先，红军战士把一门在茨坪刚刚修理好的迫击炮搬上黄洋界瞭望哨来了，有了一种更具威力的重武器，可惜只有三发炮弹。把握着敌人进攻的最紧要关头，才把炮弹发射出去。谁也料想不到，炮弹因为受潮而没有打响，第二发还是一颗因受潮而未响的臭弹，令人焦急乃至丧气。最后一颗终于打响了，不偏不倚打到敌指挥部里，炸得那些指挥官人仰马翻。借着这颗炮弹爆炸的威风威势，两边山崖上埋伏的赤卫队员暴动队员一起开了火，呐喊声震荡山谷；更有在煤油桶里燃放的鞭炮，制造出机枪连发的音响效果，攻山的敌军以为红军主力回归，连夜收兵撤离了。

　　这真是神奇的一炮。只有一炮。在红军发展壮大到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上，由一门迫击炮发展到大炮列陈，炮弹排山倒海轰响，应该说只有黄洋界的这一炮最负盛名了。这一炮发生的神威，毛泽东是第二天从湘南回归井冈山的半途中听到的，抑制不住胜利的喜悦，便“哼”出这首词来。我原先初读这首词时，以为有许多门大炮，不然怎么会有隆隆轰响的效果，直到站在这门迫击炮跟前，才把几十年的错觉纠正过来，不仅是一门炮而且只打响了一发炮弹。毛泽东把这一发炮弹填进了诗词。

　　更让我意料不到的是，黄洋界守卫战的两位最高指挥员之一的何挺颖，是我的陕西乡党。他是31团党代表，团长叫朱云卿，他们两人负责指挥这个团第1营的红军战士，守住了黄洋界，也守住了井冈山根据地。我查找有关何挺颖的资料，想了解这位红军早期领导人的情况，所得十分简单，却也有了一个大致清楚的轮廓。何挺颖是汉中地区南郑县人，那是一块富庶的盆地，20岁时考入上海大学数学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北伐战争，随后参加毛泽东发起的“秋收起义”，以及“三湾改编”。直到1928年春天，党的前委改编为师的编制，毛泽东任师长，何挺颖任师委书记。在黄洋界保卫战之后不到半年，何挺颖在进军赣南闽西的大余战斗中牺牲，年仅24岁。

　　我早都熟知在陕西关中和陕北闹红的刘志丹、魏野畴、李子洲等先烈的名字，却几乎没有听说过何挺颖。在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初创时期，何挺颖竟然在唯一的一个红军师里，和毛泽东结成搭档成为最高首长，如若活到共和国成立，该是怎样举足轻重的一位领导人物。我又从另一个角度设想，何挺颖能从闭塞的南郑县考入上海大学，非得具备两个基本条件，既要有一颗天资聪慧的脑袋，还要有一个能供给得起学费的较为富足的家庭。何挺颖在贫穷和文盲一统上世纪的中国，能进入大学学习，无论如何是不愁找不到一份可心如意的工作的。这个人却选择了革命，投身革命，从“秋收起义”到初创井冈山根据地，其艰苦卓绝危机四伏之险恶，与一个堂堂的上海大学学生的生活形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便相信基本的一点，信仰的神圣和志士的抱负。他信仰了共产主义，就神圣在整个人生价值取向上，就自觉承担起改变中国命运的责任，不惜以24岁的年轻生命作为新中国的祭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