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与三十万（第2/2页）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全世界的媒体都凝聚在鸡蛋的混战上；全世界的人就看见了三百人的肢体暴力，看不见三十万人的和平宣言。这三百人成功地颠覆了这三十万人的意向，透过媒体的“合作”。

在看见鸡蛋番茄横飞、眼睛刺激而爽快的同时，有多少观者还冷静地考虑那三百和三十万的比例？前一两年，当台北立法院中正流行摔椅子、打耳光、抓头发的时候，媒体的镜头和笔尖也情不自禁的跟随着肢体暴力走。海岛外面的人讥笑“你们台湾人懂什么民主……”时，台湾老百姓觉得相当委屈：“你们怎么就只看那打耳光的一面……那是极少数败类……我们大多数人是痛心疾首的……你们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

那三十多万没抢上镜头的人该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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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德国的仇外暴力现象放在适当的背景中来了解，并不表示事情不严重。七十年代猖獗的左派“赤军”杀的人，还没有这一两年来右派杀的人多；到今天为止，被烧伤、殴打至死的外国人已至十七名。可是当年德国政府剑及履及的成立反恐怖分子特种部队，以最严厉的措施对付赤军；为什么在九十年代对极右分子却显得束手无策？

我想，就如谁都没预料到柏林围墙的倒塌、东德社会主义的解体，谁也没料到光头新纳粹会成任何“气候”。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些不满二十岁的青年人，失了业，喝醉了酒，胡乱找外人出气。极右派的暴力一般是没有组织的、没有计划的、零星偶发的攻击事件。再说，施暴者大多数都还是未成年人，社会对他们总是宽容一些。当年的极右运动，却是背后有组织和理论支持、连贯而持续性的暴力行为；他们所锁定的攻击对象是代表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家和银行家，不是难民营里或酒店里不知名的人。

两天前的纵火杀人却将右派的暴力浪潮推到了一个新的高点：被烧的不是造成众多民怨的难民庇护所，而是一般的百姓家；这些百姓，只因为他们不是德国人，就受到暴力摧残。这已不是酒馆里因口角而生的偶发斗殴，而是蓄意谋杀，更令德国人震动的是，死的是妇人和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根本就生在德国。

三具焦尸，终于使举国震动。护着一星烛火的人群在每个城市的中心汇集，表达心里的愤怒和羞耻——“作为德国人的耻辱”。也许三具焦尸终于促使德国政府拿出当年对付赤军的决心来。对付右派的暴力。

但是作为旁观者——不论是英国人、美国人或中国人，在谴责暴力的同时，不能忽视那三百人和三十万人的比例，否则，不但是对那持着烛火的三十万人的不公平，同时也给了那三百人更多活动的藉口。那正是我们最不愿见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