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个岛

冬英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离开淳安古城的，她才二十四岁，烫着短短的鬈发，穿着好走路的平底鞋，婴儿抱在臂弯里，两个传令兵要护送母子到江苏常州去，冬英的丈夫是常州的宪兵队长。已经是兵荒马乱的时候，冬英仓促上路，并没有对淳安城多看两眼，庭院深深的老宅，马蹄达达的石街，还有老宅后边那湾新安江水，对冬英而言，都和月亮星星一样是永恒不变，理所当然的东西，时代再乱，你也没必要和月亮星星作别吧？人会死亡，朝代会颠覆，城，总不会消失吧？更何况，冬英向来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她明快，坚强。

一年之后，她自己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人已经到了高雄，一个从前没听说过的都市，那儿的人皮肤比较黑，说一种像外国话的方言，丈夫在动乱中失去联系，却有两个兵还护着她，还有臂弯里又一个初生的婴儿，冬英打量一下周遭：满街挤着面孔凄惶，不知何去何从的难民，这淳安城的小姐于是卖掉身上仅有的黄金，租了半爿屋子挡雨；买了些西瓜，剖成小片，让那军服尚未褪下的传令兵拿到港口去叫买。

冬英从此不能见河，一见河，她就要说：“这哪里能和我们老家的河比……”

新安江的水啊，她絮絮地说，是透明的，清澈见底；第一层是细细的白沙，第二层是鹅卵石、然后是碧绿碧绿的水。抓鱼的时候，长裤脱掉，站进水里，两个裤脚扎紧，这么往水里一捞，裤腿里满满是鱼……冬英说完，总还要往我看看，确定我是不是还听着，然后无可奈何地叹一声气：“唉！说给你听，你也不会相信，你根本就没见过那么清的水嘛！”她沉默一会儿，又说：“有一天，有一天要带你回去看看，你就知道了。”声音很小，好像在说给她自己听。我这个台湾的孩子，对长江、黄河都无从想象，但是自小就知道有那么一条新安江——江在哪里其实毫无概念，连浙江在江苏的上面还是下面，左边还是右边我都不十分清楚——新安江水是世界上最干净的，长大以后，带着冬英去看阿尔卑斯山里的湖，去看莱茵河的源头，去看多瑙河的风光，冬英很满意地发出赞美：“欧洲实在太漂亮了！”然而还没走出几步，她就要轻轻叹一口气。我等着，果然，她说：“可是这水啊，没有我们新安江的清……”

冬英在台湾一住就是四十多年，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也爱上了亚热带的生活，异乡已经变成了故乡，那新安江畔的故乡嘛，早已沉入千岛湖底，家国可以兴亡，城，竟然也可以从地球上抹掉，不留一点痕迹，大陆开放之后，人们纷纷结伴还乡，也许人事全非，但乡，总归是乡吧，淳安城的冬英却冷冷的：“回去？回去看我什么呢？”她说。

“看不到城，”冬英的女儿，我，说，“看人总可以吧？”

距离冬英离开淳安近半个世纪之后，一九九五年九月，七十岁的冬英和丈夫，和女儿，又回到了淳安，不，现在叫千岛湖镇了，而且是个新兴的小镇，树小，墙新，画不古的新兴的小镇，在一个小岛上。“岛？千岛？”冬英说，“以前都是山啦。”当然，水淹上来，老城沉进水底，山顶突出成岛，千岛湖曾是千山乡，冬英确实没想到近五十年“沧海桑田”竟是如此具体！

“这次回来，我一定要找到我父亲的坟。”冬英说，“做了水坝，坟迁走了，迁去了哪里？好几年，我都梦见他，他从坟里出来，脸是绿的，水草的颜色，他说，女儿啊，我冷啊，你一定要想办法把我迁走……”

一圈围坐着的亲戚突然安静下来，我从一张脸望向另一张脸：这真是极复杂的安静；他们听见了“迷信”，却又不好伤老人家的感情。“湖很大，一千多个岛，”

他们犹豫地说，“我们只记得一个大概的范围，怕不好找……”

“可以试试看。”冬英说。

“我们这儿是可以遥祭的，就是对着那个方向祭拜，大姐你遥祭也可以吧？”

我看看冬英，她也正瞧着我。啊，我知道她要说的每一个字。

“我在台湾遥祭了四十七年，”冬英顿了一下，偏着头，似乎在想这“四十七年”的意思，然后说，“今天人到了淳安，怎么能再遥祭呢？”

“千岛湖出事以后，”亲戚面有难色，“租船管制很严……”

“我是淳安的女儿，”冬英静静地说，“找父亲的坟是天经地义的。”

多情的亲戚不仅为我们找来了一艘汽艇，还雇了一位熟识水路的船夫，船夫带着老城的记忆，能看穿湖水，将岛回复成山，认出哪座山在哪座山的什么方位。汽艇在六百平方公里的水面上穿梭，掠过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岛，烟波浩渺，千岛湖看起来素朴纯净，像原始的自然，但是我的眼睛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无数个耸立水面的荒岛，其实既非岛。也不荒，那曾是山，母亲年幼时和小朋友们攀爬过、野餐过的地方，水面下，曾经是一片又一片的果园，母亲曾经牵着大人的手去收租的地方，这一片荒野素朴，曾经是繁荣富饶，水面上看起来洪荒初始，水面下会有绵延千年的人文彩墨。不，我不只是一个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