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 架

从定陵一出来就听到他们愤怒的声音。

卖饮料的小摊旁，两个穿短裤的男人正使尽全身力气地吵着架，脖子粗了短了，脸涨得紫红。两人之间还站着个七八岁大的小孩，手里握着罐要喝未喝的可乐，眼睛怯怯地望着火爆的大人。

男人的声音越来越激昂，紧依着男人身后的两个女人——一个是卖饮料的小贩的妻，一个是买可乐的孩子的妈——火鸡似的插进来帮着吵，各帮各的男人，只是四个人同时扯着喉咙嚷嚷，谁也听不见谁的。

当小贩突然弯身去拔他的板凳时，看热闹的人都吓了一跳。小贩黑虎着脸，两手高举板凳，做出马上要砸下来的架式。

没有板凳的男人吃吃地说：“你打人哪！你打人哪——”边说边退，一步一步退，眼睛盯着板凳，小贩一步一步逼进，在观众还来不及喊“哎呀”的时候他已愤然将板凳砸下；没砸到，男人转身就跑，小贩抱着板凳追，两个人就围着饮料摊子这么一逃一追地绕起圈子来。圈子外边，两个女人已经呼天抢地厮打开来，“你打人哪，你打人哪！”

看热闹的人似乎得到一分意外的惊喜，没想到那小贩说干就干哪；他们的脸上带着看午夜恐怖影片的又是害怕又是欢喜的表情。

我笑了。

安安的爸爸一旁瞪我：“人家打架，你觉得好笑？”他走开了。

一直紧紧握着我手的安安松开了手，说：“妈妈，不好笑！”他追爸爸去了。

他们误解了我的笑。他们怎么知道，定陵这一幕人生戏剧将我毫无心理准备地带回到三十年前的台湾，像经过一个飘忽的梦的隧道，回到了我记忆角落里的童年。

不知道有多少年没见过街头的打架了——欧洲的七年？没见过。美国的八年？

没见过。台湾？

有的，在五六十年代，在我还是个舔着冰棒、看漫画书的小女孩的时候，街头打架好像是市井风情的一部分，就像时不时会见到的小车祸一样，是特殊的事情，但它是常常撞见的特殊的事情。走在熙来攘往的街上，突然觉得后头有人跑步，穿着花布裙提着菜篮的女人气喘喘地说：“前面……前面有人打架……”

“哪里？哪里？”听到的人急急地问，放下手边的活——一把斩鸭头的刀、一支修理单车的起子、一笼待洗的菜——脚步杂沓地赶上前去。

前面早就密密实实围了一堵人，小孩只能从人腿的间隙钻进去。打架的两个人，嘿，是黑鼻和一个不认识的人，扭成一团，不是像电影里那样拳脚生风，只是我抓你头发你咬我屁股闹不清地扯来扯去。但是黑鼻的鼻子上流着血。

然后有人喊：“大人来了！”

众人让开一条路，警察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打架的人也松一口气。

到定陵去看万历的墓，没想到却看见了一场打架。当小贩举起板凳时，恍惚之间自己又是那个舔着冰棒手里卷着漫画的小女孩，夹在大人的腿间，惊诧地看大人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我忍不住的笑里有一份蓦然回首的惊喜，也有一点莫名所以的惆怅，倒来不及去体恤打架者的情境。

几天之后，在朝阳门外又看到两个人涨着脸打成一团，我就笑不出来了。

“一个月见两次？”长住北京的台湾人说，“不算多。前几天我看见两个人从公车里开始打，一直打到车下去，打得头破血流……”

于是我说，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也是这样的。这个率直的朋友睁大了眼睛很认真地回道：

“台湾人才不会这样。台湾人跟大陆人个性完全不一样，有点像两个‘民族性’。”

他的认真倒教我吃了一惊：是因为他比我年轻了十岁，不太认识过去的台湾，还是两个族群之间真有本质上的不同？不错，在90年代的台湾，和西欧美国一样，很难见到打架的街景，可是，这究竟是族群性格的不同，还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

人类学者李亦园先生曾经对我做过一个比喻：中国文化好比一个工具箱；北京人打开箱子所需要的东西，和移民海外的台湾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所需要的东西，由于地理历史环境的不同，会相当不一样；但是尽管拿出来应付生活的工具不一样，工具箱可还是那一个。

90年代的北京人与他们那个工具箱的运作关系，和今天的台北人与台湾的工具箱有着相当大的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不同的气质和个性。我对北京的认识极为浮浅，可是，浮浅有浮浅的优点，因为你能更敏感地捕捉第一印象，能用崭新的眼光，更鲜明地感受一个都市的性格。 1993年8月的北京给我这个陌生人员立即、最深刻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压抑极深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