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跟我到小冷去！（第5/7页）

我们举杯相碰，水晶杯声音像高音阶的钢琴响。

“我就从柏林回到小冷，向镇公所要回祖产。”

门铃响，克莉斯汀的妹妹带进来一个客人。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面容憔悴，但是眼睛透着精干，一股不服输的神情。

“一块儿坐坐吧！”女主人取出另一只酒杯，“考夫曼太太！四十年前我们一起读中学的，现在是邻居。”

考夫曼太太对我点头微笑。克莉斯汀好整以暇地坐下来，继续说：“在自己的老家建设投资，当然有些感情因素在，可是累呀！所有的材料都要从西方来，因为这里什么都没有。然后整个德东都在动工，所有材料供不应求，缺三缺四的……幸好工人都还很合作，我特别拜托他们：广告已经作出去了，客人就要上门了，他们是满打拼的，倒是那些雇主，哇，神气得很，对工人颐指气使的，工人也都不敢说话，有时候，雇主的要求简直就没道理，工人也不吭声。我觉得，东德人对自己的权益还没什么概念，不敢争取自己应有的……”

考夫曼太大直摇头：“不不不不，不是这样的！我在镇公所上班我知道。克莉斯汀，现在德东所有的雇主对他们的员工都是这么呼来使去的，可原因不是什么民主不民主、权益不权益……”

“克莉斯汀，”考夫曼身体前倾，急促地说，“这里的雇主明白，工人也明白，每一个工作缺位大概有五百个人在门外挤破头等着要。谁不听使唤谁就走路。我问你，你敢不听话吗？”

“好嘛， 我承认失业严重使业主嚣张， ”克莉斯汀摆摆手，然后另辟战场，“可我还是觉得东边人比较——比较缺独立判断能力，因为他们有四十年的集体教育。”

克莉斯汀看看考夫曼，考夫曼抿着嘴不吭气。

“东德的女人都上班，生了小孩，才一岁就往托儿所送，早上天还没亮就送去，晚上天黑了才接回来，一天反正只要付托儿所一块半马克，作妈妈的可以生了孩子不养孩子，坐在办公室里喝咖啡聊天——”

考夫曼太太面无表情。

克莉斯汀越说越生气：“那么小的孩子，那么长的时间，没有爸爸妈妈，过着军队一样的集体生活，接受共产党什么领袖主义国家乱七八糟的观念——这些孩子长大——”

“长大得很好，我觉得。”考夫曼打断了克莉斯汀的话，“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觉得孩子们在托儿所幼稚园里过团体生活，可以学习合作、容忍、谦虚……种种美德，那是西德小孩没有的美德。”

女主人一个劲儿地摇头，“喏，你看那些用汽油弹攻击外国难民收容所的东德青年，他们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从小在托儿所长大，没有来自父亲母亲的呵护、温暖，集体教育只教他们服从，所以一旦自由了，没有党在指挥他们，没有警察在监视他们，他们就杀人放火了……”

大概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克莉斯汀为客人又斟了一点酒，可是嘴巴不停：“你别生气，我可是说真话。我觉得，一个一岁不到就被送到托儿所去的小孩，长大了一定头壳坏掉不正常！”

考夫曼不动新斟的酒，只是冷冷地，从鼻子里发出丝丝的声音：“这么说的话，我们新邦一千七百万人都是头壳坏掉的怪物了！”

克莉斯汀不说话。

我愉快地保持静默。

我们就那么僵坐着。在小冷镇一个小小的厨房里。

好朋友米勒

一个身材高大、头半秃的男人背对着我们，弯着腰，正在擦车。

“就是他，”卡斯纳缓缓把车靠边，“米勒，小学同学。你看，头比我还秃！”

米勒转过身来，很爽朗地笑着，热情地伸出大手。

“这两年啊，”我们并肩走着，“两年里的建设比四十年还多哟！”

四十九岁的米勒，曾经当过小学教师；曾经坐过一年牢，因为他拒绝入伍；曾经是东德大电脑厂的一个小主管。

我们站在一户人家院子外面。冬天，叶子落尽，树篱因而空了，露出院子里一堆小山似的黑煤。煤堆旁，摆着个像防空洞那么大小的铁罐。

“这是液态瓦斯，”米勒指着大铁罐，“渐渐的，煤就要被淘汰掉，我们就可以呼吸新鲜一点的空气。”

米勒的眼睛下面有很深的眼袋，看起来人很疲倦。

“我还在电脑厂上班，不过只上半天。下个月，大概就要走路了。”

多少人要跟着走路？

大概有五千多人。

退休金呢？

什么退休金？每个人头给三千块，我在这厂干了十五年！人家西德人的退休金还是遣散费——我也不知道这该叫什么——比我们多好几倍。

“嘿！”卡斯纳突然插进来，手臂搭上米勒的肩膀，“老朋友，你不怪我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