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第3/3页)



陈先生之所以在晚年费那么大的力量,克服那么大的困难来写《柳如是别传》,绝对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从陈先生的考证,我们可以学习很多东西。陈先生真正的感情、真正的对中国文化的感情,都在里面。

解放以后,陈先生也写了不少的诗,外面有很多传说。陈先生在诗中是否对现实都满意呢?我认为这不可能,我甚至可以这么说,任何时代的政治也不能为当时的人百分之百地完全接受,我想将来也不会。陈先生的诗十分难懂,周一良先生讲过几次,的确是非常难懂,有些话不能直说,婉转地说,用典,所用的典也很冷僻,很难查。陈先生诗中表现的感情,我觉得并不奇怪,若在50年代,我还不能这样讲,经过了45年,陈先生的想法未必不正确。他忧国忧民,才如此作想。他若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根本毫不在意,他就绝对不会写这样的诗。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的国家不满也是爱国,这是我的看法。若陈先生是真的不爱国的话,他就根本不会做学问、写诗。这正如当时某些上海人所说的“国事管他娘,打打麻将”。对国家漠不关心,才会这样。而陈先生的关心,就是爱国的表现,不管这个国正确不正确。

中山大学多次召开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讨论会,我觉得非常英明,这为我们活着的人和下一代的人树立了一个爱国主义的榜样,应该得到最高赞扬。

羡林案:我这一篇发言,既无讲稿,连提纲也没有。中大历史系的同志们,根据录音,整理成这个样子,实在不容易,应当向他们致谢。我看了一遍,只做了极小的改动。原来的口气都保留了。

1994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