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家庭中的泰戈尔》（第2/2页）

有一次，偶然遇到了顾子欣同志，他也收到了黛维夫人送给他的同一本书，而且他也有意翻译。子欣是诗人，他在各方面的修养都很深厚，是我所深知的，如果他翻译的话，译文一定会是第一流的。我立刻就告诉他，我已经译了一章；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可以停下不译，其余三章由他翻译，出版时就算是我们两人合译。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美妙的想法，他也立即同意。

这是三年前的事情了。大概子欣实在太忙了，他没有能把其余的三章翻译出来。今年夏天，黛维夫人又来华访问。我在印度朋友沈纳兰先生家里见到了她。一见面，她就问，她那一本书我们翻译得怎样了。我把情况如实地告诉了他。老太太的面色立刻严肃起来，气呼呼地说道：“难道非等到我死了以后你们翻译的书才出版吗？”老太太之所以渴望看到自己这一本书的汉译本，我猜想，倒不一定是完全为了自己；首先是为了泰戈尔，其次是为了中印友谊。她大概觉得，自己的作品，特别是关于泰戈尔的作品，被译成中文，对她自己，对中印友谊，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是一件十分值得骄傲的事。我们当时虽然没能谈得很深，但是，她的心情，我认为，我是能够了解的。

可惜的是，子欣同志依然很忙，似乎比以前更忙了；指望他能在短期内将全书译完，似乎是不可能的了。我于是毅然下定决心，并且征得了子欣的同意，在八个月以内独自把剩下的三章译完，以满足黛维夫人的愿望。是不是我自己就不忙，有这个闲情逸致来翻译呢？也不是的。我自己也很忙，而且在译完《罗摩衍那》，看到厚厚的八大卷全部出齐以后，我在松了一口气之余，暗暗立下决心：以后不再搞翻译了。自己已年逾古稀，历年来积存下来的稿子和资料比盈尺还要多，脑子里的研究题目也有一大堆。现在当务之急是抓紧时间，把这些稿子加以整理，把资料加以排比，把想研究的题目尽可能地弄个水落石出。翻译之事实在难以再考虑了。

然而现在却出现了这样一个新的情况。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我只有放弃原来立下的决心，再从事一下翻译工作了。我于是立即动手，把旧的译稿翻了出来，挤出一切可以挤的时间，先把第一章的译稿重新审查了一遍，然后着手翻译其余的几章。此时，适值我有杭州、烟台之行。在杭州时，招待所的楼道里每天放彩色电视都放到很晚，声量之大，全楼震动。我当然无法安眠；但是第二天我照样黎明即起，潜思凝虑，翻译《家庭中的泰戈尔》。到了烟台，住在一所豪华的宾馆里，条件比杭州有天渊之别。推窗就能够看到大海。我每天起床后，外面仍然是一片黑暗，海上停泊的万吨巨轮上却是灯火辉煌，灿如列星。此外则海天茫茫，引我遐思。此时此刻，我简直是如鱼得水，心情怡悦，翻译工作进行得异常顺利。等我回到北京来时，初译稿已经完成了。同翻译《罗摩衍那》一样，这一次翻译也带给我了极大的愉快。但是这两种愉快又多少有所不同。对于《罗摩衍那》，我只是喜爱它的文辞和内容。对于《家庭中的泰戈尔》，则还有一点个人的成分在内。我十三岁时曾在济南看到过泰戈尔。到了高中阶段，又开始读他的作品，也曾模仿他的体裁写过一些小诗。到了中年，对他进行过一些研究，写过论他的诗歌和短篇小说的文章，写过《泰戈尔与中国》的长文。我同泰戈尔的关系，可以说是六十年来没有间断，而今到了垂暮之年，又有幸翻译有关他的书。我此时的心情是，怀旧与念新并举，回顾与瞻望齐行，难道是一句套话“感慨万端”所能完全表达得出来的吗？我想，如果黛维夫人知道了这一件事，她也会会心一笑吧！

黛维夫人虽然已经有点老态龙钟，自己认为已经很老了，但是，实际上她还小我三岁。两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对年龄的看法也不一样。我远远还没有感到自己在学术上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已经算是老人，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我现在就以一个中国老人的身份，向云天万里之外的一个印度老人致敬，为她祝福，希望她长命百岁，再多为中印友好做些工作。中印友谊的道路，悠久而漫长。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1984年12月25日写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