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恐惧

一

在我而言，企图从对家族的考察以及对个人成长经历的回顾，来反映20世纪后半页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以期更全面地弥补宏观叙事的不足，使后人得以窥见大事记背后所隐含的无数微弱生灵的奇特实况；这一动机看来是愚蠢可笑的——因为历史的公正和客观，要求记录者淡忘一己的悲欢好恶而进行超越道德的批判——这，不是我所能轻易做到的。

我在19岁时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在一个醉酒的黄昏醺然穿过1982年的小城深巷，我突然遭遇了我童年的仇人——他佝偻地站在路灯下潦倒而苍老。我从五岁开始便牢记着他的面孔，那时他把一挺插上弹仓的机枪架在我家门口，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着我的父亲。我在外婆的膝间瑟瑟发抖，不知道那喇叭花一样的枪口何时会喷吐。

以后我知道了他的名字，是父亲煤矿的抄饭派头目。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为我童年的恐惧而羞愧，这种羞愧渐渐被岁月熬制成一种仇恨。我难以原谅他对我善良亲人曾有过的巨大侮辱以及对我——一个孩子的伤害。

但是早在我成为一个青年以前，他就被矿山开除了，我也渐渐淡忘了对他的怀恨。而这个夜晚当他重新出现在我被酒精点燃的眼中时，我潜伏的恨意顿生。他不再是一个被生活折磨得瘦骨伶仃的衰朽老人，我看到的仍是十五年前的邪恶画面。我杀机四伏地扑向他一顿暴打，他永远无法想象这场横祸究竟因何而起。

二

很长时间来，我一直为我青春时代的狂怒心存内疚，并由此开始思考关于闻割的问题。

我的故乡是一个四省交界的偏远小镇，即使今天依旧交通闭塞。外地人很难想象闻割之火，竟然也会燃烧到这样的角落。

1966年的夏天我只是一个初有记忆的孩子，但恐怖的画面却会让人终身刻骨。那年持久的旱季使河水蒸发出一种死鱼的腥秽，瘴气盈满小街。突然某个午后，河面上浮起密密麻麻的水蛇，摇动着黑压压的扁头，河水顿时浑浊如汤。全镇人目瞪口呆地面对如此奇观仿佛大祸将至，遂倾巢而动手持竹竿朝水面乱打，无数死蛇被挑上河岸。人蛇大战一直持续到黄昏，一场暴雨才终于结束这次血腥屠杀。

小镇的闻割之火事实上是由早先考到省城读大学的几个学生回乡点燃的。此前人们只知道山外又在开始一场运动，其具体形式和对象皆不明了。若干年来的运动都是对草民的加害和作弄，因此对这所谓史无前例的新的割命皆无兴趣。

这几个大学生是小镇的凤毛麟角，他们在都市学习和袭脑，必然要成为时代精神的先疯和代表。他们秉承一个尾大意志仿佛怀揣真理，以一种神圣的使命姿态回来，要把小镇拖入历史轨道并与时代保持同一节奏。只因他们有知识，所以他们比镇长更能诠释“疯之修”的涵义。没有谁敢于阻挡他们率领一群学弟学妹去焚烧图书室，去砸碎寺庙和老屋的石雕木刻。尤其当人们看见他们可以把土皇帝一般的镇令导押出来披斗，竟然无人干预时，被压制多年的人民终于找到了泄洪的缺口。

三

我的父亲当时是一个小煤矿的矿长，他是一个严肃认真的管理者，除了脾气急躁偶尔骂人外，基本可谓供餐党内的好人。那个夏天，我突然发现他头戴一顶纸糊高帽，十分滑稽地走在街上，而他的身后则跟着一大队扛着刀枪的工人。我兴冲冲地跑回家要拉外婆去看父亲的化装游行，却看见母亲的泪眼——从此，我们被带进了一个惊恐而压抑的年代。

街上新修了灯塔园，那是模仿延氨宝塔的建筑，是那个时代普遍流行的批逗台。家父则成了那石阶上的常客。他在烈日下项挂沉重木牌，弯腰90度汗如雨下的痛苦造型，成为当时小镇的一道风景。母亲实在不忍，用玻璃瓶装上凉茶让我和姐姐送去，我从大人的脚缝中钻进去叫父亲喝水，却被扭着他手臂的人抢去喝光然后将瓶子砸碎。

那个时代，每个基层单位都有武装部，充满了各种二战时期的武器。被发洞起来的群众开始有恃无恐地抢接这些枪弹武装自己，他们似乎突然回到了大割命的农民晕洞时期，一切无正负主义的行为皆成为时尚。

我看见邻居的泥瓦匠在每天擦他的手枪，铁匠天天在打造梭镖大刀，平时老实巴交的镇民忽然都变成了戏剧人物，各自扎着皮带戴着袖标斜挎着盒子炮在大街上巡回，仿佛暴洞或起易在即，生活一下子被拉进了战争岁月。母亲是供销社的会计，一个佑哌却要负责财务报销审核，现在那些造饭了的同事来报帐，都是先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我们每天都在战战兢兢中进入黑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