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后的命运（第5/13页）

那么他们的青春生命中，就真的没有再见吗？不，他们在流亡的路上，曾经遭逢过，不然就不能构成他们奇特的命运，也无法构成这一个故事。那才是我真正要说的。

八

鄂西恩施是湖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现在叫土苗自治州，属于武陵山区的一部分。那里山河表里，幽深险峻，至今依旧还算穷乡僻壤，放在当年，就更加出入艰难了。但是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入川的要道捷径；如果日军不能打通三峡险阻进犯渝州的话，则只可能经此陆路来窥视西南腹地。因此陈诚将军的第六战区司令部就陈重兵于此，湖北省政府也临时迁到了这里。

当年进入恩施，通常是溯江而上在巴东舍舟登岸，再翻越巫峡背后的崇山峻岭，由建始官道抵达。但对于万千流亡的湖北学生来说，自然只能沿着古老的驿道，从宜昌经长阳，再攀越巴东野三关的绵长峡山，才能到达湖北联中所在的三里坝。

三里坝是一个古风犹存的田园小镇，也是国府高官吴国桢【时为重庆市长】的故乡。这个几百户人家的地方突然涌来众多的精英学子，一时难免捉襟见肘。但是在当时抗日救亡的热情之下，淳朴的山胞们还是肩负起了养育这些国家未来人材的重任。校舍有限，大伯和他的同学们都被分配在周边的人家吃住；街边那条清澈的小河，又重新滋润着他们乱离流亡的生活。山清水秀，如处世外，但御侮抗暴的激情，还是在心底燃烧。

联高的师生也可谓人才济济，老师中有古典文学专家胡国瑞、音乐教育家马丝白。学生则有闻一多的侄儿闻黎智【80年代武汉市委书记】张良皋【华工著名建筑学教授】张世英【北大著名哲学教授】等等。这些学生在以后，有的成了渣滓洞的烈士，更多的成了新中国的冤鬼，但凡坚强活到80年代的，则多是遍布全国的高知了。

大伯那时是联高地下党的宣传委员，仍然活跃在学生前台。吴国桢的一个叔叔是该镇的保长，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地下党员。大伯他们的组织活动和会议，都在这个保长家举行，因此也获得了安全和保护，否则必将遭遇他的学长何功伟在恩施的下场。许多年之后，大伯才知道，就是这个白皮红心的保长，竟然在50年被土改工作队给镇压了【而当年还有很多此类的悲剧发生】。

当时地下党的任务，主要是在白区发展党员，建立网络，等待抗战胜利之后的翻天。仅仅一年时间，大伯就亲自发展了八个党员。之后，他毕业了，再也没有合适的理由留在那里，于是经组织同意，他经由宜昌抵达重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钱瑛大姐，亲自接手的他的组织关系；他希望像他的多数同学一样去延安，但是钱大姐说他这样富有社交能力的人，应该留在白区工作，这样可以对党有更大的贡献。于是，他被组织安排到白沙大学先修班学习，钱瑛派人与他单线联系。他从此错过了他今后的官运，却迎来了他的厄运。

九

大伯一生没有子女，身无长物，留下的遗嘱是把所有的文字史料给我，书籍则给了另一个侄儿。我在这大堆的杂乱纸张中，找到了一册装订得规规矩矩的信件——那是1987年，大伯终于历经一生的守望寻觅，再次找到王冰松的下落后，她在和他辗转见面之前的一封封长信。而正是这些长信，向我揭露了一段可悲的历史，也揭露了一个党领导的黑暗内心。

睽违近五十年之后，王冰松的第一封信，说的就是她的流亡之路

志超兄：日昨接来信，心情激动，久久不能平静。早一日，接忠同兄【魏忠同，大伯的首任地下党书记】来信，告知已找到你，略略提及你的遭遇，我正拟写信给你，不想你的信却先到。时光如流水，会冲淡许多回忆，但有些事牢记在脑海，却永难忘怀。但四十多年别离，往事千头万绪，真不知从何说起……我离开武汉较晚，三道街已难见到常在一起的年青伙伴了。我从未收到过你的来信，战乱年代，动荡的人们，这一切原不能责怪……

原来她并未随家人一起撤退，而是和“青救”的几个朋友结伴一起，先到宜昌，再乘船穿三峡到万县。她的哥哥的朋友张钧石在万县天生城办了个农民识字班，邀请她一起去做宣传救亡工作。就在这时，原来在武汉就一直追求她的“青救”领导罗明，也流亡到了这个山城。按晚年胡克实对王冰松的话说——“那个成天像苍蝇一样在你身边飞的罗明”，对她也可谓一见钟情。早在他从华北流亡到武汉认识她开始，就一直暧昧地表示着喜欢。但是她原本冰雪聪明，况乎心有所属，一直巧妙地保持着朋友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