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末世运偏消（第2/4页）

我已无法勾勒他最初的人生，约略知道的是他似乎在武昌完成了中学，之后考进了胜利班师后的南京国立师院；毕业之后留在武汉一家中学教书。

那时，国共两党开始了天下之争，浓浓的战火已经迫近他宁静的书斋。而他长兄的儿子――牟秉钊，其时已经从英国海军学校毕业归来，作为军中的少壮将领，被蒋公任命为当时海军最先进的舰艇――重庆号的舰长。可悲的是，就在这位年轻的舰长上岸受命之时，舰上的地下共产党发动了兵变，直接将重庆号开到了已被共军占领的山东。蒋介石盛怒之下，只好命令空军迅速炸沉了这艘英国赠送的最佳战船，以免成为共军的利器。

幺叔的父亲其时已经去世，三哥随国军转战杳无消息，侄子遭逢兵变，被蒋公免职，之后随败军撤往台湾。他在风雨飘摇和惴惴不安之中，迎来了武汉的易帜。那时，他还是一个无法洞穿未来历史的未婚青年。

1950年鄂西开始土改，他风烛残年的老母在汪营恐慌的给他寄出了一封信，以病危相催。纯孝的他不谙时代的颜色，乞假归来省亲，没想到却一脚踏进了世道变迁的陷阱，再也无法走出严酷的深山。

可以想象，作为工商地主的牟氏祖宗，曾经在那一方拥有过怎样的田产。他作为唯一归来的男丁，再也无法继承列祖的产业，却不得不继承先人的“罪名”。一个民国的高材生，一个少小离家的青年，在暴风骤雨的土地革命中，理所当然的被打成了地主，且扣留在汪营，开始了他长达三十年的“五类分子”生涯。

五

我大约是在三四岁左右就开始频繁出入于幺叔家。幺叔有两个孩子，长子叫艺华，次女叫亚华。亚华姐和我大姐同学，也许因为是家世的原因，她们很快就在那个小镇成为了闺中密友。我则在童年，基本是被驮在大姐的背上，开始拜谒幺叔的。

土家族乡俗，怕孩子不好养大，便要孩子对父母改换称呼；艺华哥和亚华姐都是把亲父叫幺叔，于是我们也就入乡随俗的一直叫到今天。

那时幺叔的所谓家，是在沿街的一个破烂且歪斜的木楼里；似乎是因为两边邻居房屋的包夹，才不至于很快倾倒。而他在民国时候的宅院，则被政府没收成为了汪营区供销社的所在。家慈那时是供销社的会计，于是我家也在他的故居里，分得了一间住房。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巨大的梁柱和后院回廊等建构，足以显示出旧主人昔年的辉煌岁月。

然而幺叔在当时，已经变成了一个皮匠，在他的歪斜楼下，摆一个门板，依靠为乡人修鞋补胎甚至维修手电钢笔之类，勉强维持着一家四口的生计。幺娘是先天风湿，腿脚萎缩行动不便，只能聊助家务。即便如此困顿，我记忆中的幺叔，仍旧和其它的匠人有别。他常常穿着一件小镇少有的四个兜的中山装，虽然布料已经洗薄泛白，缀满了补丁，但永远是干干净净，且在左上兜里，插着一支帕克钢笔――这件衣服和这支笔，也许是他作为民国文化人的唯一标记了。包含他花白的头发，也仍旧保持了一种向后梳倒的发型。就是这样一些零星的残留习惯，还能暗示着他曾经的王孙贵胄的身份。

我们姊弟之所以喜欢去看幺叔，是因为那是在文革之前的短暂温和时光，他狭窄的家里，竟然还私藏了许多民国年间的电影画报和其它书籍。在我们饥渴的童年，听他对一群完全隔世的孩子，指着一些旧日明星，讲述一些匪夷所思的电影故事；仿佛一个白头宫女，在回忆天宝繁华――那就是我们开启童蒙的精神大餐了。

幺叔是我见过的少有的温和男人，也许是那时的身份，决定了他必须对所有的人事都谨小慎微。但是他的温和不是那种点头哈腰式的谦卑，他永远不卑不亢的微笑着面对他的一切厄运。既不对孩子们使气光火，更不会和那些客户吵架扯皮。乡人们修好了一件破烂的物什，总是愿给几文就是几文。现在想来，他是见过大钱和大世面的人，即便失路潦倒了，身上依旧秉承着一种贵气；哪怕江山板荡，铜驼荆棘，也无法磨去那些曾经的教养。

六

似乎和古代一样，遥远京都的政争，竟然也能波及王土的偏远角落。即便是三省交界的古镇，依旧无法在乱世偏安。文革的风暴起于青萍之末，却要令万千八不相干的平民之家填沟转壑。在那一刻，艺华哥亚华姐和我的大姐，都因家庭成分的问题而相继失学。

之后未久，又一道政令下达，为了备战备荒，所有的还拥有城镇户口的“五类分子”家庭，要被驱赶下乡务农。在小镇还能凭借无师自通的手艺，勉强购买口粮养家的幺叔，又不得不面对新的厄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