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

(1918年)

当我还在拉丁文学校上小学时,我对人们所说的“世界历史”总是怀着极大的敬意,认为那是非常值得尊敬,是遥远而高尚的事物,是强大无比的,就像耶和华和摩西一样。世界历史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曾经是当时的真实,它曾经电闪雷动,如今已成过去,成为遥远而令人尊敬的事,记载在书籍之中,让学生学习。我们当时所得知的最新的历史事件是七年战争。那已是足以令人兴奋不已的了:我们的父辈还参加过那场战争,就差几年,否则我们也能经历到。那一切一定非常壮观:战争、英雄事迹、飘扬的旗帜、马上的军官、新选的皇帝。如他们信誓旦旦所言,战争之中发生了许多奇迹,有许多英雄事迹,规模很大,像真正列入世界史的事迹该有的样子,和平常日子完全不同。男男女女都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成绩,承受了难以置信的负担,群众曾大哭又曾大笑,他们陶醉于当时所经历的事,陌生人在大街上互相拥抱,英勇无私是当然的事。上帝啊,如果能经历这种场面该有多好啊!那时,我们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什么英雄人物,对我们讲述那些令人振奋的故事的老师不是英雄,真的参加过那英雄战争的我们的父辈也不是。但是,总得有点什么是真的吧,家家挂着俾斯麦的像,还有,每年秋天都庆祝的瑟堂节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光。

到了十五岁,这种光辉在我眼中才逐渐消失。我开始怀疑世界历史是否值得崇敬,我再不相信那些好听的话,再不相信以前的人与现在的不同,不相信他们的生活充满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我那时就知道,我们老师的任务是尽可能加重我们的负担,尽可能压制我们,他们要求我们要有他们自己没有的道德,他们所教给我们的世界历史大概也是大人发明的谎言,只为了压我们,使我们感到自己渺小。

我对世界历史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狂妄且无所顾忌的想法是有缘由的。年轻人不依赖批判和负面的东西而生活,他们靠感情和理想。当时我心中有了一些至今没有改变的想法:对于外来的声音我变得很不信任,越是官方的声音,我越不信任。我开始感觉到,最有趣味、最值得为它而活的东西,最能够满足我们,使我们为之思索、为之全神贯注的东西,不在我们之外,而在我们内心。当时我并不知道——但是我感觉到,于是我开始读起哲学的书,成为自由思想者,沉醉在自己喜爱的诗人作品中——这隐隐约约的感觉就是我的道路,就是通向我、通向我自己的道路,其他一切道路都不是我所需要、我所应走的。我开始有了基督教称之为“自省”,心理分析称之为“内观”的东西。我不知道这种样子、这条道路是不是比别的好;我只知道,对于虔诚的人、对于诗人,它是必要的,他们永远无法学会新的官方理论称之为“历史地思考”的东西,即使他们愿意,并且努力去学,也学不会。

长长的几年里我和外界相安无事。对我而言,世人认为重要的,在演讲和新闻标题中扮演主要角色的东西,只不过是演戏,是做作——对世人而言,我的所作所为、我认为神圣严肃的东西,全是奇思异想,全是儿戏。如果能永远如此相安无事也行。可是,突然之间,世界历史又出现了!突然之间,社论、大学教授和高中老师都强调,现在是历史关键时刻了,不再是平常日子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开始了。我们诗人和其他对此耸耸肩膀的人,提醒人们应警惕那种狂傲和我们领导人可怕的草率,我们这些虔诚的人,不再是可笑而无关紧要的文人——各种恶名加诸我们,我们现在成了祖国的敌人、失败主义者、捣蛋鬼,等等,不一而足。我们被诬告,名字列入黑名单,“思想正确”的报刊上一篇篇恶毒的诽谤文章冲着我们而来。在私人场合里情况毫无二致。1915年春我对一位朋友谈起,如果把阿尔萨斯归还法国到底有什么可怕的呢,当时,他就警告我,他自己倒是可以原谅我的某些言论,可是如果我在别人那儿也讲这种话,那么我就得小心挨揍了。

那时,人们一直谈着“伟大的时代”,而我也一直没法见到它。我当然了解为什么这个时代在别人眼里是伟大的。因为成千上万的人生平第一次感到一丁点内在生命在发光、一丁点灵魂在闪烁。先前靠喂哈巴狗打发时光的老处女,这时能够看护伤兵,年轻人得冒生命的危险,于是第一次刻骨铭心地感觉到什么是生命。这不是小事,这是伟大的、不同寻常的事——不过,这只对那些历史地思考的人、对那些知道有其他伟大时代的人是伟大的。对于我们别的人,对于我们这些在此之前已认识灵魂、平时也信神的诗人和虔诚的人,这个时代不比其他任何时代伟大或渺小。因为我们最内在、最热忱的部分不生活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