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述(第4/7页)

当我在作品和生活中开始透露出这一巨变时,许多朋友都大摇其头,有的甚至弃我而去。这当然只是我生活大变样的一端,我还失去了房子、家庭、财产和舒服的日子。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天天都要告别,也天天都感到惊异,我怎么能熬过这一切而照样活着,照样爱着这离奇的生命中的某些东西,而这生命却似乎从来只知道给我痛苦、失望和损失。

有一点我该补述一下:在战争期间,似乎也有一位天使在冥冥之中守护着我。我的痛苦使我感到孤立无援,直到我上面说的蜕变开始之前,我都无时无刻不为自己的不幸命运而自怨自艾,可是也正是这痛苦和我的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保护了我,像装甲一样使我免于接触外面的世界。战争期间我所生活的城市伯尔尼是那样一个充斥着政治阴谋、间谍活动、贿赂收买和投机操纵的渊薮,地球上少有哪个地方把这一切表现得这么集中,周旋在德国、中立国和敌国的外交捭阖之间,它一夜之间变得人口过剩,云集了大批的外交官、政坛掮客、间谍、新闻记者、豪商富贾和投机客。我生活在外交官和军人之间,还和来自各国,包括与德国敌对的国家的人时相过从,我的周围像是一张交织着间谍与反间谍、密探、阴谋,以及政治交易与私人买卖的网——而我在那些年头里对这一切竟懵然无知!我被摸底,被窃听,被密查,时而被敌对国,时而被中立国,又时而被自己的同胞们列为可疑对象,而我却全然蒙在鼓中,直到很久之后,我才风闻到一些枝枝节节。简直难以理解,我竟然能在这样一个氛围中我行我素、安然无恙地度日,可是事情就是这么过来了。

战争结束了,我的蜕变于焉告终,可是我经受的考验之苦却也同时达到了高潮。这痛苦不再与战争和世界命运有关,德国的战败,对于我们生活在国外的人自从两年前就已是意料中事,所带来的恐慌不安也已成为过去。我完完全全沉浸在内省和对一己命运的思考之中,虽然我常常感到,我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整个人类命运的问题。我看到在自己身上重又再现出世界上的各式战争、杀戮、癫狂、穷极奢侈和贪生怕死。我必须首先把自我矜持抛在一边,继而把自我贬抑也弃之不顾,必须摆脱一切,专心致志地把这场劫乱想通看透,怀着一个时明时灭的希望,在穿越它之后的彼岸,重新找回自然和清白无辜。每一个如梦初醒并且有真觉悟的人都得走一趟,或者若干趟这条荒漠中的窄径——同任何人商量都是徒然。

当朋友们背弃我时,我感到伤心,却并不愠然。我感到负担反而是在自己这一边,当这班过去的朋友说,我从前是个多么平易可亲的人和作家,而眼前的难题简直莫名其妙时,他们是完完全全有道理的。事实上我早已不谈品味、风格,等等,我根本找不到一个能够理解我的语言的人。当他们指责我说,我的作品中已失去了美与和谐,可能还是他们有理。这些字眼徒然使我发笑而已——对于一个被宣判了死刑、在随时会倒塌的危墙之间奔突逃命的人来说,美与和谐到底有何意义呢?是否,与我夙来的信念相反,我根本就称不上一个作家,而我在美的领域里的汲汲追求,只不过是个错误呢?真相如何,对我也已不再重要了。我曾经历尽艰辛、吃尽苦头、通过了自己灵魂内的地狱之旅才获得的一切,大多成了不值一文的虚套,恐怕我一向引为自豪的天分或适任也是一种自欺而已。这是多么微不足道!我当初满怀虚荣和童真之乐而引为己任的追求也已荡然无存。我早已不把我的任务,或不如说我的救亡之路,寄托在诗歌、哲学或某门学科的领域,而是寄托在,让少许真正有生命力的和强韧的东西能够在我身上持续不绝,也寄托在对某些事物的绝对忠贞之上,也即我还能感觉到活在我身上的那些事物。这就是生命,这就是神。——后来,当这些剑拔弩张的时期过去之后,这一切就显得完全是两回事了,因为当初的实情和它们的名称已失去了意义,前日还被奉为神圣的,今天可能会被视为滑稽可笑了。

当战争对于我来说也终于成为过去,也就是在1919年春天,我就迁居到瑞士的一个僻静角落,并且隐居起来。由于我一生对印度和中国的智慧颇事涉猎(这是得自祖辈和父辈的家传),我又部分地把我的新经历用东方式的形象化语言写了出来,人们就常常称我为“佛教徒”,对此我只有暗自发笑,因为在所有的宗教之中,我所知最少的恐怕恰恰就是佛教了。可是他们说的也不能算全错,我到后来才发现,其中确实含着真理的一粟。假如一个人自己选择宗教不是痴想的话,我一定会顺从内心最深处的召唤皈依一个旧式的宗教:儒教、婆罗门教或天主教。我之所以会这样做,倒不是因为我天生对这些宗教感到亲近,而是出于一种追求反极的渴望,因为我不仅凑巧是两位虔诚新教徒的儿子,从性情和禀赋来说,我也是个十足的新教徒(这一点和我对当前新教教会的深刻反感并不矛盾)。而一位真正的新教徒总是对自己的教会像对别的教一样抗拒的,因为他的本质决定了他重视未来更甚于现在。在这一层意义上,说佛祖曾是新教徒也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