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朝圣者之歌（第2/3页）

黑塞的诗既是个体灵魂的呐喊，那么生命危机时期的苦难黑暗与混乱状态，内心的冲突与沟通整合自然也就入诗了。诗《荒原狼》出现在小说《荒原狼》中，描写了荒原狼处于灵与肉、精神追求与本能冲动时的状态。诗中出现的字眼如鲜红的血、孤独的号叫、热乎乎的肉、花白的头发、不济的眼神、死去的女人、冬夜的大风、覆盖着大雪的大地、燃烧的喉咙、魔鬼、可怜的灵魂，等等，读来惊心动魄，与那些写景状物感时抒情的诗大异其趣。另一首类似的诗《给印度诗人巴特里哈里》中，作家称这位印度诗人为先人与兄弟，描写了人在神与魔鬼之间的一切挣扎。诗人虽受尽民间的奚落，却确知有神的气息在相伴着，“不知这一切的意义何在，却只能如此地走下去”。这类诗，在黑塞诗作中所占比例不大，但也是个不可忽视的部分。可以看出，即使在最混乱的状态中，诗人内心最深处也仍然感受到一种神圣的东西，他最终可以找到统一整合的道路。黑塞晚年的诗中，灵与肉总是和谐的，精神与自然最终融为一体。

黑塞的散文和书信内容较之诗歌侧重点则有所不同，除了湖光山色、花草树木、生老病死，还有对亲情友情的追忆，对时代和社会诸多现象的思考和批评，对文学艺术的看法，还有不少是自传性文字。散文简洁优美，时而心平气和，时而充满幽默，时而奋笔直指时代弊病。从中我们看出黑塞服膺的是个体良知，捍卫的是个性、精神与艺术文化，他所走的是通向内在的道路，目标是对人类有普遍意义的符合人性的人道主义精神。从散文和书信中我们更直接地认识作为人的黑塞，见到他终生不渝的为人与为文一致。

黑塞一生蛰居乡间，不管是在德国还是在瑞士，他都尽力避开尘世，但他绝不是如同批评他的人所说的象牙塔里的文人，他不躲避时代的问题，对国家和世界大事了如指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整个德国处于狂热之中，知识分子们也都鼓起响亮的掌声，而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反对战争。他的评论文章《朋友，换个调子唱吧！》呼吁各民族不要对立，虽然是战争，但可以不敌视对方的文化。人类的精神文明是为全人类服务的，音乐、文学、艺术，一夜之间就被迫不能互相交流，那么，战争过后又该怎么办呢？谁来促使民族之间再次相互理解呢？用笔工作的人不应该也跟着摇旗呐喊，应该对人类充满信心，应该维护和平、架起桥梁、寻找道路。他还认为德国对于发动战争应该负起自己的那部分责任。到1916年，他终于和德国当局的立场完全决裂，他成了卖国贼，老朋友也视他为毒蛇猛兽。他的文章引起罗曼·罗兰的同感，罗曼·罗兰特地去拜访他，他们从此成为至交。他们两人看法一致，反对毫无意义的流血和战争，反对任何一种狂热的民族主义。

战后，帝国被推翻了，魏玛共和国却无所作为，希特勒和纳粹终于掌权，将德国一步步推向新的世界大战。预见到德国终将再次发动战争，再杰出的个人也影响不了这种趋势，他终于在1923年下定决心放弃德国国籍，入了瑞士籍。从德国到瑞士，国籍改变了，不过德语仍然是通用语言，环境也是他熟悉的，黑塞的流亡不是远离故国的流亡，更多的是内心的、精神上的流亡。流亡期间他写了一些政论文章，这些文章出自个体良知，也诉诸个体良知。文章所想达到的不是带引人们去碰政治问题，而是进入自己的内心，进入完全是个体性的良知。他说：“马克思和我之差异除了他涉及的维度大大超过我之外，就在于他想改变世界，我则想改变个人，他直面群众，我直面个人。”他深信，人的最内在有某些区域，是一切源于政治和带着政治印记的因素达不到的地方，他想做的，就是引导读者进入自己的内心，听从自己的良知，保持独立人格，不要人云亦云，不要盲从。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黑塞就没有停止过批评德国，因而也备受同胞的毁谤和讥讽，然而，是他，而不是那些高喊德国万岁的文人，为德国语言和德国文化作出了贡献。在194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答谢词中他认为，把文学奖颁发给他，意味着国际上承认德语和德国在文化上的贡献。而早在上世纪30年代，托马斯·曼就说过，黑塞代表了一个古老的、真正的、纯粹的、精神上的德国。黑塞也把他的获奖看为各民族和解的象征。这样，我们就看到什么叫爱国，诗人黑塞毕生同群体的狂热和偏见斗争，批评狭隘的民族主义，要求德国同胞自省，主张民族间精神的合作，他就这样在同胞的咒骂中实际完成了伪爱国主义者不能完成的爱国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