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我们终将路过的大哥大、BP机、朋友圈（第2/3页）

我买BP机，是为了接活儿方便，给各路穴头留下我的BP机号码，说句“有事您call我”，可能找我做主持人接私活儿的人就会多一些。那时候上个课，老师和学生都随身带着呼机，常常排着排着戏，就看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呼机此起彼伏地振动起来，大多是有活儿找他们。我很羡慕，错误地将有活儿干的理由归于有呼机（并不是，call我的只有我妈）。

用了呼机没几个月，寻呼台就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倒闭了。大家全面地进入了手机时代。一直到今天，我都特别想认识当年做各种手机广告的agency（代理）们，想知道他们在突出各种稀奇古怪的手机功能时到底是怎么想的。16和弦的铃声与32和弦的铃声到底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黑白色的贪食蛇游戏，还有滑盖、翻盖、双屏（好吧，算上你们划时代的彩屏），就这点花头竟能不停歇地吹出好多年的高科技感来，我真的觉得手机广告的agency，是除了麦当劳供应商以外，最不容易的agency。

当时有款很红的手机是诺基亚的8110，谁若是有一个那真是了不得。那多老师有个好看的女性朋友曾经有一个，1996年的时候，售价1万多块钱。那老师说他每次拿起这位姑娘的手机，手都有点抖，觉得弄坏了得赔上自己一年的工资。后来他就跟这位有天价手机的漂亮姑娘好了，我认为他三观很正。

2004年，我到了纽约读书，朋友带我买了手机办了号码之后，带我去唐人街买了张国际长途IP电话卡，好像是10美元有几百分钟通话时间之类的，总之是物超所值。

每周，我都用那张电话卡给家里打电话。因为便宜，所以通话质量很差，杂音多，而且老是串线，常常说着说着话，就忽然听到不知哪里的两个福建人在电话里大聊特聊。电话总是我妈接的，她接了电话就会大喊一句：“小赵！你女儿来电话了！”爸这位“小赵”就会飞速一起过来听着。

再怎么样跟大人解释IP电话卡这回事，他们都觉得国际长途是一样很贵的东西，怎么都不肯多聊。常常是我才问候了一下，说了一句我在纽约过得挺好，我妈就说，很好就好，电话费很贵的，不要多聊。有时候我爸会问我冷不冷，我说冷。我爸就说，冷就多穿点哦，一定要多穿点哦。我妈就说好了好了，快挂电话了。就这样，毫无预警地，“吧嗒”一声挂了电话，把我一个人留在纽约小小的studio（工作室）里。

时间久了，我就觉得给家里打电话特别无聊，慢慢地，也不高兴总给爸妈打电话，逢年过节地问候一下，好不好冷不冷学习怎么样身体还好吗，那几百分钟的通话时间，直到我回国，也没有用完。

2005年，我搬去了纽黑文。纽黑文治安很差，学校又是开放式的校园，每周的例行节目就是校警群发短信，说哪个系又有人在什么地方的停车场被持枪者抢了，大家如果要在天黑之后回家，请务必联系校车接送。

本来就冰天雪地，外面又不太平，我就不太愿意出门。我去买了暖锅，去韩国人店里买了粉丝年糕、切片牛肉，又托朋友从上海带了两箱小肥羊的火锅底料回来，每天煮着火锅，有什么吃的就往里扔一下，有朋友来了，就多加一双筷子。通常没有什么人来，我自己一边煮着火锅，一边开着电脑做功课。有时候，在纽约读书的男朋友会坐火车回来看我，更多的时候，我一个人吃饭。

我住的那个公寓，不知设计出了什么岔子，窗户是朝着内院的。用力打开堆满积雪的窗户，正对的是院子的墙壁。我每天在吃饭的时候打开窗户，盼着有松鼠来跟我要花生吃，松鼠从没来过。

我有个大学同学叫王博，是个编剧，那时候总在熬夜写剧本。我在纽黑文的下午打开MSN，上海的朋友里，常常只有他一个人在线。有天我下午2点下了课，在家里吃我一成不变的火锅午饭，他正好在线。我问他在做什么，他说他12点的时候炖了一锅牛肉汤，现在正一边写剧本，一边等汤熬完。

我们就这样，在MSN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一起等着他的牛肉汤熬完。一会儿问问是不是该加水了，一会儿他说水加多了锅要溢出来了，就这样，为了一锅我根本见不着面的牛肉汤，等了四五个钟头。

我那边快傍晚的时候，王博说：“天亮了，我的牛肉汤好啦，好香好香，味道正好，番茄洋山芋放的时间都正好，等你回来，我再给你炖一次。”

我听了，竟然高兴了很久。

一毕业我就回国了，在MSN上跟朋友聊天，在QQ上传文件，在Facebook上潜水，在开心网上停车偷菜，在微博上扯皮聊天，最后，受到同事强迫，为了工作方便装了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