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晚上回到家，哄儿子睡着后，我起了心思，试图也来找一找友好数。一是想验证一下是否真如博士所说，那当真是稀有组合；另外还想，单单是写出因数再求和，还难不倒没念完高中就辍学的我。

然而我很快有了觉悟：进行这项挑战是何等的鲁莽。我遵照博士推荐的方法，依靠直觉随意选择数字，可就是写一个失败一个。

起初，我觉得偶数的可能性比较大，因数也容易找，就一个劲地用两位数的偶数做试验。过了一阵，眼看着希望渺茫，就把范围扩大到奇数，还豁出去导入了三位数，可仍旧不见一丁点进展。无论哪组数字都显得那样冷淡，都把背对着别人，就连彼此稍稍碰触一下手指尖的组合，也不可能出现。

博士说的话果然是真的。我的生日和博士的手腕，在广阔的数字世界里，是历经一番艰辛才得以相遇，才在严丝合缝的相互拥抱中培育了友爱之情的。

不知不觉间，手底的纸上已然爬满了随手写下的数字，没留下一丝空白。原以为尽管幼稚但毕竟还算合情合理的一项作业，到头来却混乱得一塌糊涂，搞不清都写了些什么了。

就只有一个小小的发现：把28的因数相加，结果等于28。

28：1＋2＋4＋7＋14＝28

不是说这样就算弄了点名堂出来。在我的试验过程当中，并没有发现因数之和同样等于数字本身的其他数字，但也许我所发现的本来就是一条相当普遍的规律。我也知道，使用“发现”这样夸张的辞藻是何等的滑稽可笑。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就是发现了呀。

在一堆莫名其妙、杂乱无章的数字和算式当中，唯有这一行，就像贯穿了某个人的意志一般精神抖擞地挺立着，它浑身涨满力量，一碰便叫人生疼。

躺到床上一看钟表，此时距离和博士两个人同友好数嬉戏早已经过去80分钟以上了。友好数对博士而言想必是单纯之极的幼稚的事实，但他仿佛那时那刻才刚察觉到它的美一般惊诧莫名，也像一名在王面前跪倒的仆人。

但是，博士恐怕已经忘记了我们之间隐藏着的友好数这个秘密了吧。也已经想不起220是来自谁的什么的一个数字了吧。这样一想，我久久难以入眠。

这个家很狭小，非但不会有客人到访，连电话也不会响上一回；饭菜则只需准备一份，对象是一位对食物不感兴趣的胃口不大的男士——博士这个案例，从保姆的劳动标准来看，属于轻松的一类。以往雇主总要求我在规定时间内尽量提高工作效率，相比之下，在这里我可以慢悠悠地花时间做事，无论清洁房间、洗衣服，还是做饭，这使我很开心。我已经可以辨别博士埋头解答新的悬赏问题的时间，也掌握了不干扰他的窍门。我拿专用清漆擦亮餐桌，擦到自己满意为止；我把床垫用碎布头补好；我绞尽脑汁把胡萝卜巧妙地掺进饭菜里让他吃下去。

不过最大的困难，还在于把握博士的记忆结构。据孀居老太太说，他的记忆终止于1975年，但我不知昨天对他来说是几时，不知他能否预料明天的事，不了解这种不便给他带来的痛苦有多大。

有一点似乎是确定无疑的，就是无论过去多少天，他依然记不住我的存在。别在他袖口的那张画着脸的便条，只不过告诉他我并非初次见面的人这一事实，无助于帮他回忆起和我共同度过的时间。

出去购物时，我总尽量赶在1小时20分钟之内回来。与他数学家的身份相符合的是，设置在他头脑里的80分钟的计时器比钟表更加精确。当我说声“我出门去了”走出大门，然后在1小时18分钟后回到家，他会说着“呀，你回来啦，辛苦了”来迎接我；然而假如我不小心花了1小时22分，他的第一句话就退回到“你鞋子穿几码”。

我总担心自己无意中说漏嘴。我不是说到一半赶紧闭嘴，比如“今天早上的新闻里出来了，宫泽首相(1)……”（博士所知道的首相到三木武夫(2)为止）；就是下意识地讲一整段，比如“在夏季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始之前，买台电视怎么样？”（对他而言最后一届奥运会是慕尼黑奥运会）。说完就后悔。

但表面上，博士并未表露出介意的样子。每当谈话朝着他跟不上的方向发展时，他既不气恼，也不焦躁，只是耐心等待自己能够再一次发表看法的状态的到来。不过，他无意询问我的身世。我干这一行多久了，老家在哪里，有没有家人，这些他统统没问。大概他是怕同一个问题问多了招人嫌吧。

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毫无顾虑一谈再谈的，就只有数学方面的话题。从上学那时候起我就讨厌数学，只要一看见课本就打寒噤。但博士教给我的数字知识，自然而然就能进入我的头脑。这倒不是因为身为一名保姆力求对雇主投其所好，而是因为他教授的方法非常高明。单是他在算式面前所发出的惊叹、赞美、眼里同时闪现的光芒，就已经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