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书桌上有个雪花玻璃球,里面有一只围着红白条纹围巾的企鹅。小时候,爸爸将我抱到大腿上,伸手拿起玻璃球,把它倒过来,让雪花飘落到玻璃球的一端,然后很快把球翻倒回去。我们看着雪花轻轻地飘落在企鹅身旁。我觉得企鹅待在玻璃球里孤零零的,真为它担心。我把担心告诉爸爸,爸爸却说:“苏茜,别担心,它活得好着呢,圈住它的是一个完美的世界。”

我姓萨蒙,念起来就像英文的“三文鱼”,名叫苏茜。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六日,我被谋杀,当时才十四岁。七十年代报上刊登的失踪女孩的照片,大部分看起来都和我一个模样:白种女孩、灰褐色头发。在那个年代,各种种族及不同性别的小孩照片,还没有出现在牛奶盒或是每天的邮递广告上;在那个年代,大家还不相信会发生小孩遭到谋杀之类的事情。

妹妹让我迷上了一个名叫胡安·拉蒙·希梅内斯的西班牙诗人,我在初中毕业纪念册上还特意引用了他的一句话:“如果有人给你一张画了格线的纸,你就偏不要按着格线书写。”这句话表达了我对四周中规中矩的一切,诸如教室之类的建筑物的轻蔑,而且我觉得选用一句著名诗人的话,而不是某个摇滚歌手说的蠢话,会显得自己比较有文化气息。我是象棋社和化学社的社员,可在黛敏尼柯太太的家政课上,不论我每次烧什么菜,都会把菜烧焦。我最喜欢的老师是伯特先生,伯特先生教生物,他喜欢抓起我们将要解剖的青蛙、小虾,丢在打了蜡的铁盘里,看它们脚底打滑的样子就像是在跳舞。

顺带一提,凶手不是伯特先生。请你别把接下来每个即将出现的人当成嫌犯,因为这恰恰是问题所在:你永远料不到谁会出手杀人。伯特先生参加了我的葬礼,而且哭得很伤心。(请容我插一句:全校师生几乎都出席了葬礼,我在世的时候可从没这么风光过。)他的小孩病得很严重,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因此,每当他说了笑话,自己笑个不停时,即使这些笑话早在我们选修他的课之前就已过时,我们也依然跟着大笑。我们有时还强迫自己跟着笑,只为了让他高兴一点儿。他的女儿在我死后一年半也死了。她得了白血病,但我在我的天堂里从未见过她。

凶手是我家的邻居。妈妈喜欢他花坛里的花,爸爸有次还向他请教如何施肥。凶手先生认为蛋壳、咖啡渣等传统肥料比较有效,他说他妈妈都用这些传统方式施肥。爸爸回家之后笑个不停,他开玩笑说这人的花园或许很漂亮,但热浪一袭来,八成得臭气冲天。

但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六日那天可没有热浪,那天飘着雪,我从学校后面的玉米地抄近路回家。冬天天黑得早,当时天色已晚,我记得田里的玉米秆被人踩得乱七八糟,田间小径也变得更不好走,细雪有如一双双小手,轻飘飘地覆盖大地,我用鼻子呼吸,直到冷得不断流鼻涕才张嘴吸气。我停下来,伸出舌头尝尝雪花的味道。哈维先生就站在离我六英尺的地方。

“我没吓着你吧?”哈维先生说。

在灰暗的玉米地里,他当然吓了我一跳。离开人间之后,我想起当时空气中似乎飘来淡淡的古龙水气味,但我没有多加注意,或许那时我以为气味来自前面的房子。

“哈维先生。”我打了招呼。

“你是萨蒙家的大女儿,对不对?”

“是的。”

“你爸妈还好吗?”

虽然我身为长女,在机智问答中也时常占上风,但在大人面前我依然觉得不自在。

“他们很好。”我说。虽然觉得很冷,但他是个大人,在年龄上有天然的权威,再加上他是邻居,又和爸爸谈过肥料等事情,所以我还是站在原地没动。

“我在附近盖了个东西,”他说,“你要不要过来看看?”

“哈维先生,我觉得有点冷,”我说,“况且妈妈希望我能在天黑前回家。”

“现在已经天黑了,苏茜。”他说。

我当时若察觉出异样就好了。我从未告诉过他我叫什么名字,我想或许爸爸曾提过我。爸爸总喜欢跟大家说我们小时候的糗事,觉得说说无妨,他只想借此表达他多疼我们。有些爸爸喜欢把小孩三岁时光身子的照片放在楼下的客用卫生间里,我爸爸就是这样,感谢上天,他放的是妹妹琳茜小时候的照片,最起码我躲过了这样丢脸的事。但他喜欢跟大家说我的另一件糗事——他说琳茜刚出生时,我非常忌妒这个小妹妹,有一天他在另一个房间打电话,从他站的地方正好看到我走到沙发旁边,爬到摇篮旁,试图在琳茜的头上撒尿。爸爸把这件糗事告诉我们教堂的牧师和邻居史泰德太太,史泰德太太是心理医生,爸爸想听听她的分析,而且还不只这样,每次只要有人说“苏茜很活泼嘛”,爸爸就重复这个故事,每次都让我觉得特别难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