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即便汤姆不在家了，我仍然觉得自己受他羁绊。也许厘清我们的经济关系才是帮助我实现独立的下一件应做之事。实现独立，其实是，短暂的独立。

把两人共有的存款全部转入我个人的网上账户的做法或许合法性会受到质疑，但我决定这么做，从道德上来说，我有权这么做：这些年是我在不断往里存钱，而不是他。转完存款后，我又登录我的养老和人寿保险账户，把托比和麦克斯设为新的受益人。虽然很想这么做，但我最终没有取消支付汤姆的学费贷款，这笔费用是直接从我们的活期户头提取的。他终究得自己支付，要么是等我的钱用光，要么等我病死，或者等我们离婚，就看哪个先发生了。

让我纠结的是房贷的开户名写着我们俩的名字。我不知道要怎么说服汤姆把房子卖了，但总之，我会的。八年来这公寓一直是我们的避风港，一砖一瓦都浸透着汤姆和丽比的气味——这对恋人再也不存在了。假如不能把它化为灰烬，那就只能卖掉。我快速地和一位朋友通了邮件，他以前是芝加哥的地产行家，他确认我的公寓很抢手。

我已经在通往独立的路上。

问题是，经济上回避汤姆确实为我减轻了一些愤怒，却也真正开始让我为失去的一切而悲伤。关上电脑起身的瞬间，我觉得自己直不起腰，我猛烈地啜泣着，难受得似乎要呕吐出来。我们在一起十八年了啊：比我生命的一半都久，多亏桑德斯医生的检查报告，我特别确定自己无法做到没他的日子比有他的日子长了。现在过去的一切美好记忆都像一场可笑的闹剧，中学时代史诗般的热恋，后来远距离的异地恋，直到结婚、一起搬到芝加哥，周年纪念，和难以忍受的汤姆家人一起度过的那些假日，再想到我的“截止日期”，尤其如此，就好像眼看着一件珍贵的珠宝被大海高涨的浪潮冲走消逝。我对已经发生的一切无能为力，却阻止不了自己拼命想象如何倒回从前，如何可以重新来过，选择完全相反的人生轨迹。

虽然很疲惫——毫无疑问，因为哭泣，也许还因为癌症，白细胞在身体里乱窜——我强迫自己外出吃午饭。我慢慢闲逛到了经常喝咖啡吃糕点的地方。

咖啡师珍妮特通常都在，她在咖啡机后面和我打招呼：“嘿，丽比。中午很少见到你。”

“我请事假了。”我答道。

珍妮特一头长发，脸上还有好几个穿孔，像城区高档化之前的波希米亚风格遗迹。“好哇！”她说着，把冲过咖啡的粉渣敲进装陈咖啡的桶。“汤姆怎么样？”她补充道。（汤姆和我经常一起来这里。）

“噢，汤姆？”我说，一面指着吧台上真空压缩包装的曲奇饼，“他死了。”

“噢，我的天哪！”珍妮特惊讶得晃动了一下。

“当然没那么夸张，”我说道，心里提醒自己别太夸张，“只是对我来说。”

我能感觉到她心里在想什么：丽比一定很受伤。好遗憾——他们俩看起来挺好的，伴着拿铁和卷心饼一起读周日早报。不过他比她好看，所以肯定走不下去。“很抱歉。”她说。

“呃，”我摆摆手，“没什么。我两岁大的侄子们的小鸡鸡都比汤姆的大。”这个，也是够夸张了。我简直发神经，竟然和一个毫不相干的女人说出这样的话。我一向很少评论别人，总往好的方面想，除非发生了某种奇怪的事。我很快就只能是别人的一段记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让保罗、前任老板、咖啡师或者其他任何人记得我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

珍妮特大笑道：“好样的！人生苦短。”

“可不是吗？”我说着，往她的小费罐里塞了十美分。

回公寓的路上，我前面有两个女子在用西班牙语对话。我根据我所知道的全部西班牙语判断，她们在讨论工业废料的问题。丰富的辞藻在她们的舌尖跳跃着，让我好生羡慕嫉妒。我在学校学过德语，当时都标榜德语是一门实用的商务外语，可是我至今还没遇到需要用德语的机会。我去过三个西班牙语国家旅游，每次都会爱上西班牙语。我显然没时间完全掌握西语，可是我想至少在死前体悟到一点点拉丁语的魅力。

首先强调一下，我并没有一味地反应过激。回到家，我给桑德斯医生的办公室打电话：“嗨，我是丽比·伊丽莎白·米勒。我昨天来过，桑德斯医生说我得了癌症。我就想问一下具体是什么癌。我知道是淋巴癌，可是其他的记不清了。可以帮我查看一下吗？”

“明白，”接待员说，“请稍等。”然后电话里传来一阵沙沙声，她又让我稍等一下。几分钟后，桑德斯医生来接电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