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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天沉浸在完美生活中的我却突然得了癌症对他来说该是多么糟糕的一件事。在通往幸福的路上，我转错了路口，转进了死胡同。

当我快步走出桑德斯医生的办公室到达电梯口时，满脑子想的都是葬礼，就和那些得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人一样。我平生只参加过一次葬礼，后来发誓再也不参加葬礼。

那是我母亲的葬礼。

那年保罗和我十岁，我们不敢在人前拉着彼此的手，只得一起挤在殡仪馆的角落里，他紧紧抓着我的裙子，我拽住他西服的一角。我们看着父亲跟这个人打招呼，跟那个人叙旧。偶尔有人凑到我们跟前拍拍我们以示吊唁，然后很快地离开。所有人都做了应该做的，感到宽慰不少。房间里的药水味令人窒息。很长时间过去了，又过了很久很久。终于有人把我们俩推到殡仪馆大厅的前方，母亲就躺在那里。

殡仪馆装点得有点像小教堂，我们被安排坐在前排我们父亲旁边，离棺材特别近。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双脚麻木，双手和脸颊感到刺痛，而我的耳朵热辣辣的，好像因为知道坐在我们身后的人们都试图不看我们，但忍不住还是要看。

牧师在讲台就位，开始祈祷，祈求上帝欢迎“菲利普的妻子和保罗、伊丽莎白的母亲”去到她天堂的家。而我却向上帝祈求成全我跟母亲一起去天堂。我手上、脸上的刺痛说明我一定生了重病，祈求上帝带我去母亲那里，带我去见罹患癌症前的母亲，那个面带微笑没有病痛的她，伸手握住我的手——我只想去有她在的地方。

父亲做了发言。其他几个人也发了言。我记不清他们是谁，都说了什么。后来殡仪馆大厅冷清下来，这时保罗扯我的裙子，使劲扯，告诉我是时候了。

棺材只开了一半，好像母亲那一半被遮住的身体因为最终害死了她而见不得人。我告诉自己，假如不去看母亲，那这一切就都不是真的，是别人在经受这糟糕的事。

但是我必须看看她，因为这是我能在这世上看到她的脸庞的最后一次机会。

即便她已死去，皮肤上涂着厚重的水粉，两腮胭脂过于艳红，前几日在临终关怀院里面颊水肿涨大，现在已然凹陷，她仍然是那个在我需要安慰时替我擦干眼泪的女人，是那个为我把三明治切成我所喜欢的小方块的女人，是那个告诉我她会永远爱我，甚至比永远还远的女人。

她看起来很好。当我伸手再一次轻轻触摸她，我知道生命中接下来会发生的一切都比不上这次诀别让人难以忍受。

我希望父亲因我触摸母亲而斥责我，可是那是当天第一次，他没有抑制住情绪，抱住双膝哭泣起来，明显是为了孩子们而哭。

保罗在我旁边痛哭起来。他还紧紧握着我的手，紧得好像在灼烧。我没有让他停下来。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是没妈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彼此的唯一。

父亲载着保罗和我穿过整个州去埋葬母亲时，我决定这辈子再也不参加葬礼了。这几乎成了我的誓言：远房亲戚、朋友的父母或同事去世，我就寄去很大的花圈，搪塞缺席的原因。

待桑德斯医生办公室外的电梯门打开，这个下降的铁盒子把我送到楼下大厅时，我意识到自己无法再坚守这个已经坚守了二十四年的誓言。

我终将参加葬礼。而这次的葬礼是我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