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个星期二（第2/3页）

他喉咙哽咽了一下，他把照片放在大腿上。

“即使要付出沉痛的代价，”他说。

因为你将要离开他们。

“因为我不久就要离他们而去了。”

他合上嘴，闭上了眼睛，我看见他的第一颗泪珠顺着脸颊淌了下来。

“现在，”他低声说，“听你说了。”

我？

“你的家庭。我认识你的父母。几年前在毕业典礼上我见过他们。你还有个姐妹，是吗？”

是的，我说。

“比你大？”

比我大。

“还有个兄弟，是吗？”

我点点头。

“比你小？”

比我小。

“和我一样，”莫里说。“我也有个弟弟。”

和你一样，我说。

“他也来参加了你的毕业典礼，不是吗？”

我眨了眨眼睛，想象着十六年前我们聚在一起的情形：火辣辣的太阳，蓝色的毕业礼服，互相搂着对着傻瓜机镜头，有人在喊，“一、二、三——”

“怎么啦？”莫里注意到我突然不作声了。“心里在想什么？”

没什么，我说。我把话题扯开了。

我确实有个弟弟，一个金发褐眼、小我两岁的弟弟。他长得既不像我，也不像我那个一头黑发的姐姐。所以我常常取笑他，说他是陌生人放在我们家门口的。“总有一天，”我们说，“他们会来抱你回去的。”他听了就哭，但我们还是这么取笑他。

他像许多家庭里最小的孩子一样，受到宠爱，受到照顾，但内心却受着折磨。他想成为一个演员，或一个歌手；他在餐桌前表演电视里的人物，扮演各种角色，整天笑声朗朗。我在学校是个好学生，他是调皮捣蛋鬼；我唯命是从，他常常违犯校规；我远离毒品和酒精，他却样样染指。高中毕业后不久他就去了欧洲，他向往那里更加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但他仍是家里最受宠爱的。当他一身玩世不恭、怪诞不经的打扮回到家里时，我总觉得自己太土，太保守。

由于有如此大的差异，我相信我们一到成年就会有不同的命运安排。我一切都很顺当，只有一件事是个心病。自从舅舅死后，我相信我也会像他一样死去，会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凶疾把我带离这个世界。于是我发疯似地工作，我作好了患癌症的心理准备。我能闻到它的气息。我知道它正悄然而至。我像死囚等待刽子手那样等待着它的到来。

我是对的。它果然来了。

但它没有找我。

它找上了我的弟弟。

和我舅舅相同类型的癌：胰腺癌，很罕见的种类。于是，我们家里这位金发褐眼、最小的男孩不得不接受化疗和放疗。他的头发脱落了，脸瘦削得像具骷髅，原本该是我，我心里想。但我弟弟并不是我，也不是舅舅。他是个斗士。孩提时候的他就从不服输，我们在地下室里扭打时，他会隔着鞋子咬我的脚，直到我痛得哇哇直叫。

于是他反击了。他在西班牙——他生活的地方——同疾病作斗争，那儿有一种还处于试验阶段的药，这种药当时在美国买不到——现在也没有。他为治疗飞遍了整个欧洲。经过五年的治疗，他的病情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这是好的消息。坏的消息是，我弟弟不让我接近他——不光是我，他不要任何家庭成员呆在他的身边。我们想方设法和他通电话，准备去看望他，可他却拒我们于千里之外。他坚持说这种与疾病的抗争只能由他独自去进行。他会好几个月不递信息。我们给录音电话留的言常常是没有回复的。我既为没能帮他而感到内疚，又对他剥夺了我们这一权力而感到怨恨。

于是，我重又沉溺到工作中去。我工作是因为我能支配自己；我工作是因为它是理智的，是有回报的。每次在我给弟弟西班牙的公寓打去电话、听到请留言的录音时——他说的是西班牙语，另一个表明我们相距遥远的显证——我便挂上电话，更长时间地埋头于工作。

也许这是莫里为何能吸引我的一个原因。他能给予我弟弟所不愿给予的东西。

现在回想起来，莫里好像早就知道了这一切。

*

那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冬天，在郊外一个覆盖着积雪的山坡上。我弟弟和我坐着雪橇。他在上面，我在下面。他的下巴抵着我的肩膀，他的脚搁在我的腿上。

雪橇在冰块上滑动。下山时我们加快了速度。

“汽车！”有人喊了一声。

我们看见了那辆从左边驶来的车。我们尖叫着想转个方向，但滑板却不听使唤。司机按响了喇叭并踩了刹车。我们作出了孩子才有的举动：从雪橇上跳了下来。穿着连帽滑雪衫的我们像两根圆木一样从冰冷、潮湿的雪地里滚下去，心想我们就要撞上轮胎了。我们尖叫着“啊——”不停地翻滚，只觉得天地都在旋转，脸吓得通红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