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受伤的野兽（第2/3页）

一天，我正准备给桑德里娜换襁褓，一位育婴员问我有几个孩子。“这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我傻乎乎地回答。“好吧，那您估计有很多的弟弟妹妹。”她大笑着对我说。这位夫人之所以这么问也是有道理的，我确实应付得很好。晃摇篮，裹襁褓，哄孩子，我只是重复了九岁时照顾玛丽-弗朗丝和罗伯特时学会的动作，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但我并不能掌控一切。哎，我很快又要有苦头吃了。

来到维西涅快两个月时，我癫痫又一次发作。还是同以往一样。我在医院的床上醒来，别人问我一堆问题，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是怎么被送去急诊的。这就像是个黑洞，医生们又一次表现得惊慌失措。这是1973年1月，我还是不知道自己患了癫痫。我于是又要被验血，接受已经做过上千次的其他检查。但我耐心地对待自己的病情。醒来后唯一让我担心的就是：我的孩子在哪儿？我问我身边的人，医生，护士，助理护士，所有人。医护人员的话让我放心了。“您别担心，育婴员们把她照顾得很好。”他们向我重复道。我至少要待在医院四十八小时接受观察。因为还是未成年人，我也没有别的选择。最后出院后，我已经两天没有合眼了。离开我的小桑德里娜，我根本就睡不着。我担心得要命。

回到维西涅之后，我赶快回到房间，却发现摇篮空了。我差点就晕倒了。孩子在哪儿？她的东西都不见了。我疯了似的在走廊里跑着，纠缠着几个育婴员问了一堆问题，经过每个摇篮都俯身看看是不是他们把我的桑德里娜跟别的孩子弄混了。我变得歇斯底里。最后，面对我的哭喊，负责人给了答复：“我们把桑德里娜送到了安东尼的托儿所。母亲不在时，我们无权监护她们的孩子。”

失眠、担忧和刚刚经历的癫痫让我筋疲力尽。我的双腿已经支撑不住我的身体了。我踉跄着，每走一步都几乎要跌倒。然而，我在地铁道里跑得飞快，为了能尽快到达安东尼。经历了一个小时的路程，我终于到了托儿所的门前，我又急又冷，边按门铃边跺脚。对方告诉我现在不是来访时间。我急疯了，坚持着。最后，有个人来看我。我的脸色一定很衰败，疲惫和压力都写在了脸上。“我刚出院，想要接我的女儿，桑德里娜·皮埃尔-迪·居道尔吉。”我连环炮似的一口气说出这些话。而我得到的回答像是一记打在肚子上的重拳，让我屏住了呼吸。“您的女儿已经被送去接待家庭了。”我的心碎成了渣。我的女儿在接待家庭？这不可能，这是个噩梦。社会工作助理来妇产院建议我把桑德里娜送去接待家庭时，我把所有的文件都扔到了她的脸上。现在又有人背着我做决定。虽然我一腔热血想要避免童年的混沌再次发生，但突然间，我觉得命运对我和女儿穷追不舍，让我们重蹈家庭的不幸。我试着重新解释了自己的情况，但句子总是被呜咽声所打断，我觉得自己快窒息了。

奇怪的是，这位女士的声音最后让我有了些许平复。“您冷静一下，小姐，冷静一下。”她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如果要把女儿还给您，需要三个文件：证明您是她母亲的文件，您负责人的身份证件，因为您还是未成年人，还有一个居住证明。”

“您下午把这些都带来，行吗？”

“好的，我向您保证。”

一小时后，我来到了生母的住所前。跑着爬上了七层楼之后，我不断敲打着她的门。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问她要什么。我听到门开了，于是推开了门。“我需要你写个东西给我，证明我和女儿都住在你家。”我应该表现得更客气些，但我不想让她觉得她有所选择。几秒钟的时间，我看到她想要找借口却又找不出。她结结巴巴说了几个词想要争取时间，但我不给她喘息的机会。我甚至准备好在需要时把一把刀架在她脖子上。“别担心！我绝不会来跟你住的。给我写个证明！”

此时，多米尼克走进了房间。她都听见了。“妈妈，好啦，给她写个证明。”她小声地说。在我生母写这份该死的文件时，多米尼克穿上了外套。“我跟你一起去接孩子。”她对我说。顶撞她母亲的权威，帮我这么一个在困境中的外人，这不是个简单的决定。我没料想到会有这样一个表露出姐妹情谊的举动。

我们到了之后，托儿所的负责人看了我给她的三份文件。终于允许我把女儿带走了。我看到她穿着一件红色的马甲裙，黄色的小毛衣和白色的圈袜。这会是六英寸长的白色氨纶短袜吗？纷杂的回忆又浮现在我眼前。另一个疯女人的面孔又出现了几秒钟。但我的孩子在冲我微笑。我感觉到在我离开期间，她被照顾得很好。我甚至觉得她长胖了，健康得很。她看上去很开心。离开时，负责人递给我一张宝丽来相片，是接待家庭为桑德里娜拍的。照片上，我的女儿在浴室里，躺在育婴台上。一双女性的手正准备把她抱起来。她穿着黄色的连体服，我的女儿微笑着。这张照片先是让我感到宽慰，进而又让我有些眩晕。如果这位养母比我更好怎么办？无论如何，我也正是在接待家庭中才尝到了母爱的滋味。这个想法在一阵战栗中穿过我的脑海。我怎么可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