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们最穷，却在深夜里抱得最紧（第3/4页）

杨哥那时很有挫败感，终日闷闷不乐。

本以为靠着我能挺一段时间，可我脑袋一热，就他妈把工作丢了。

我的新领导，在反锁的办公室里对我动手动脚的那一刻，我终于爆发了。怒，为了五千不到的月薪，我干吗在这种贱人手下糟蹋自己，老子不干了！领导怒吼：“滚！赶紧滚！”

上了回家的地铁，我就后悔了，加上连续一个月来无休止熬夜和无规律饮食，肚子突然疼痛难耐直冒冷汗。

晚高峰的地铁挤满了人，我扶着把手不敢坐下，这个连蹲着都要被拍照的上海，我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大概会红遍全中国吧。

迷迷糊糊摸到家里，躺到床上就睡着了。

来上海这两年，我第一次觉得累。

等我醒来，被杨哥的臂膀包围着。他拥着我，昏暗的灯光照在他憔悴的脸上，静谧的空气让人心生温暖。

“杨哥，我们来上海是为什么？”

“生存。”

“你累吗？”

“累，但没法。”

7

一个月后，我们各自找到工作。杨哥在杨浦，我在闵行。相距三十公里的我们，只得分开住。

灯火辉煌的地铁口，杨哥在前面拎着行李箱。跟初来上海在火车站时不同，他的身子消瘦了很多，背影更加落寂。

我提着行李袋的手在发抖，太沉了太沉了。

满是名车豪宅的灯红酒绿里，我们拎着大袋子，失魂落魄，像逃荒而来的流民，跟这个城市格格不入。本来，我们也没融入进去。

我突然心慌起来，没有安全感。

人的心理防线，可以在一瞬间就崩溃瓦解。

上海很大，我们很小。我们走得很慢，这次杨哥没有让我快点。两年了，我们还是我们，也不再是我们。

工作日我们各忙各的，周末就待在一起。有时周末加班，我们半个月甚至一个月见上一次。我开始习惯一个人的生活，学生时代独来独往的日子又回来了。

没日没夜加班的我，终于在新公司得到赏识，开始升职加薪。

不知道是真的忙，还是为了忙而忙，我们的话越来越少。只是杨哥会主动给我电话，让我多吃点、早点睡，还有问我钱够用吗？

我吃着加班的便当，嘴里答着嗯嗯嗯都好。

8

2014年9月，杨哥的父亲突然被送到医院抢救，他连夜回了西安的老家，我赶紧打了几万块钱过去。

两周后杨哥打电话给我，语气低沉：“怎么办，我妈只有我一人了。”

“我知道了，你好好照顾她。”眼泪在眼眶打转。

“你来吗？”几乎是带着恳求的语气。

我憋了几分钟，终于说出：“杨哥，我快二十八了，穷怕了。”

杨哥沉默良久，几乎哽咽：“对不起，没能好好养你。”

“很好了……很好了……已经很好了啊。”

我挂了电话，躲在公司卫生间，泣不成声。心被掏空了一样。

杨哥走了，回老家了，再也不回来了。

我去给杨哥退房，他的房间东西不多。

我们来上海第一个月开始用的电饭锅，每天靠着它煮着米饭配着榨菜。杨哥说那段日子最苦了，我不觉得，最苦的日子我也不记得了。

我们搬到两居室后在宜家买的电脑桌。一到周末，杨哥就把速度卡到掉渣的电脑放在上面，下载一部电影。我俩戴着耳机，窝在床上，搂在一起看到昏昏入睡。

我们在网上买的烤面包机。每天烤上两片蘸着花生酱番茄酱的面包吃得心花怒放，杨哥说我嘴上的酱汁没擦掉。我说是吗是吗在哪儿，然后他突然亲上来。

我们刚来上海买的洗脸盆也还在。搬了几次家都没扔。记得那会儿我忙得五天没洗头，第二天要见客户，我们当时穷得连二十块钱的洗发水都不敢买了。我看到一袋洗衣粉，二话没说就往头上撒，一头扎进脸盆里。杨哥那晚在门外坐了一宿。

我们用过的东西，都还在。

只是我们，早已不在了。

9

回到西安的杨哥，生活慢慢安定下来。

我的工作步入正轨，一个人也租得起稍微好点的房子。但我明白，我也会离开上海的，可能明天，可能五年十年后。

奋斗几十年，还不知道能不能买得起一个厕所。随便吧，不想了。

2016年初，杨哥的室友老章跟我说，杨哥要结婚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不知道说什么好。关掉手机，挤进了人来人往的地铁，脑袋里想的全是昨晚还没通过的策划案。

上海这个城市，人太多了，每个人都有故事，每个人都很脆弱。可没有什么能比挤上高峰期地铁，更让人欣慰的。

我妈常跟我念叨：“你也老大不小了，该回来找个人结婚了。”

我说：“好呀好呀，明年春节就带回去，胡歌还是霍建华，您先决定好。”说着说着眼泪汪汪。年纪大了，泪点也变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