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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单是穿上这么复杂的礼服，本身已经是一种繁杂的典礼了：拉开拉链，解开搭扣，钻进衣服里，露出头来，扣上扣子，系上搭扣。其实要四只手一起忙活，可要是沙拉肯对着那个女孩宽衣解带才见鬼呢。她脱掉平底鞋，这双平底鞋总是弄得那些卷发都跑到她脚背上；踢掉牛仔裤，也没有费劲往椅背上挂——估计放在更衣室里的椅子是给客人挂衣服的；再笨拙地扯掉衬衫，也没有什么其他办法把它脱掉；然后就发现自己几近全裸，站在镶了木框的镜子里。婚纱挂在墙壁上的衣钩上。沙拉费了半天劲才把它整理好，研究明白它的构造，找到它隐藏的搭扣、拉链都在什么位置。她把婚纱举起来套在头上，让它往下滑。婚纱上有些不被人注意的装饰品，再加上布料昂贵而结实，穿在身上特别重。婚纱顺着她的身体滑下去，发出一种窸窸窣窣、令人特别心满意足的声音。她又照了照镜子。更衣室里灯光十分柔和。婚纱穿在身上感觉很苍白，像一块裹尸布。她的脸看上去跟往常一样。她非常失望。

不是婚纱的问题。婚纱很漂亮。只不过不适合她。沙拉不敢匆匆往下脱，不敢乱拽乱扯，生怕把它弄脏，生怕把它弄坏。她小心翼翼地扭着身子把婚纱脱下来。幸好衣服遮住了她的脸，她看不到自己身体扭来扭去的样子。她把那东西挂回衣架上，试了另一件。第二件婚纱虽然看上去平淡无奇，款式更简单朴素，不过效果非常棒。如果忽略她发红的脚丫子、腿上的汗毛以及被婚纱勒得很难看的胸部（当然，她需要一副更好的胸罩），那真是相当完美。唔，她看上去真的像个新娘子了。终于找到一件合适的。这已经是她第四次试婚纱了。

她在镜子前换着姿势照来照去，重心一会儿放在这只脚上，一会儿换到另一只脚上，就像从爱琴海底发现的那些古风时期的希腊雕像似的。她对着镜子转过身，扭头看着后背。不是忸怩作态，而是在琢磨。背后几乎全裸，但是还是遮了一点——刚刚够。很棒，或者说，她希望这件婚纱很棒。她有点儿拿不定主意了。从这方面来说，买婚纱就像去游泳：就算你非常内行，也最好别一个人去。她应该叫上罗伦跟她一起来。罗伦会坦言相告，无时无刻不反驳她，这点很可爱。她可以忽略罗伦的直白。罗伦知道婚纱是不是真的很棒，而且罗伦会径直告诉她。

沙拉告诉那个女孩，她对第二件婚纱有兴趣。那女孩记在沙拉的档案里——他们像医生办公室一样，会保存客户档案。女孩给了沙拉一瓶矿泉水。沙拉诚心诚意地道过谢，就坐上出租车，赶去百货商店了。午餐时有个差事。百货商店的人好像很看重午餐时间。沙拉对午餐不感兴趣，或者尽量不去感兴趣。她想着自己穿婚纱的样子，这一小时里有不少差事。百货商店的差事是工作，不是志愿服务，尽管他们有很多志愿者。她得遵守规则，所以没有拒绝开给她的工资。其实工资只是象征性的，远远比不上她在百货商店的花销。她觉得这很重要，就好比亿万富翁CEO也会象征性地给自己开点儿工资一样。这是一种信号，尽管只有她和丹会接收到这种信号：这是她的工作。于是这就成了她的工作。她本来曾经打算去考MBA，或者去上法学院，去做慈善。现在已经说不清楚当初是怎么回事了。她无意识当中没有填写申请表，没有找人写推荐信。就好像你总是听说附近开了一家餐馆，也一直想着去试试，结果一直都没去。多奇怪啊。机会就这样溜走了。一扇门关上了。另一扇打开了。

沙拉努力把自己看作一名顾问。爸爸告诉她，如今这个世界就应该这样，她知道爸爸说得对。她出现在会议室的时候，负责运营商店和管理伞状慈善组织的委员会的成员似乎吃了一惊，尽管他们声称欢迎所有人都来开会。她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也知道人们在迎合她。委员会有十来个人，其中最有权势的是一个特别敌视她的室内设计师，那人是正儿八经的狐假虎威。他很讨厌沙拉。沙拉原本希望成为这个机构的顾问，她知道，就是因为他厌恶她，她的希望才落了空。沙拉努力把精力放在重要的事情上：为纽约艾滋病患者服务。

在派对上，丹或者爸爸的同事顺便问起的时候，沙拉会说：“我们对艾滋病的看法和疗法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对艾滋病的理解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变化：那为什么我们的机构不能做出相似的调整，以适应和艾滋病斗争的新形式呢？”这个观点听上去很深刻，至少可以说，听上去完全正确。她出现在会议室，戴上胸牌，坐在桌子后面。她在会议室走来走去，试着把人们曾经很喜欢的花瓶摆得更好看。她不会让权力斗争削弱她的责任心。现在有些委员会成员对她明显比她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友善。都两年了。终于要沉冤昭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