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你的体己话

房间里一片昏暗。亨里克坐在一把直背椅子上，他虽然才50岁，看起来却像一位年届七旬的老翁。此刻，他正盯着我的眼睛。

“很多年前我就听人说起过你，今天总算见到你了。你可帮了我们这里不少人的大忙。我们早就把你写的书发下去了，人手一册。”亨里克操着一口不甚流利的英语，一边说着，一边摩挲了几下手中那本书的封皮。书皮磨损严重，上面的字迹都模糊了。我端详了一下才勉强认出了书名—“Krok Dalej”。这可是我第一次见到《风闻有你》这本书的波兰语版本。

“你能来我们波兰访问，我们真是太感激了。说起来，我们在这些年里可真是经历了一些考验呢。”

像我这样一个瘫痪的人，能跟这位在另一种制度下生活了30年的波兰牧师分享些什么呢？想一想，你跟他有什么共同之处？换做一位长年待在佛罗里达州养老院里空度时日的耄耋老人，你又能跟他有什么共同点？再想一想埃塞俄比亚乳汁枯竭的母亲，怀抱嗷嗷待哺的婴儿；想一想南加州某位开着宝马车、穿着时髦的少妇，却因为婚姻破裂而苦恼，咬着刚刚做完美甲的指甲……你跟她们有什么共同点？

其实，能够将整个人类大家庭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只有一个，就是苦难，还有随之而来的难题。正是苦难促使我在1976年写下处女作《上帝在哪里》。在那本书中，我记录了自己在苦难中的整个心灵轨迹，包括接受瘫痪这个事实的过程，以及接受在轮椅中度过余生这一残酷现实的过程，而这正是上帝对我的计划。

不过，《上帝在哪里》只是一个开始。出版之后，我收到数百封来信，信中提到了数不清的难题，都是由苦难引发的。于是在1978年，我与朋友、属灵导师史蒂夫·埃斯提合作写了这本《风闻有你》，尝试着回答这些问题，后来又成立了“轮椅事工（A Step Further）”组织。当时，我们不知道上帝会怎样使用这个事工，也丝毫没有料到这项事工仅在美国本土就影响了几千人的生活，进入了几百家医院和康复中心，而且还跨出国门，在海外的许多国家开展起来。后来宗德文出版社通知我和史蒂夫，《风闻有你》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了250万册，并被翻译成将近30种语言。说实话，得知这个消息时，我们两个都为之目瞪口呆。

光是目瞪口呆还不够，我们完全折服，屈膝跪倒。“跪倒”这个词，放在史蒂夫身上，你可以照字面意思来理解，他是真的跪倒在地上了；而用在我身上，则只是个比喻，因为我只能坐在轮椅里。上帝真奇妙，真伟大，他将我和史蒂夫的恩赐有机地结合起来，借着我在轮椅上的经历和他的神学造诣，启发和鼓舞了许许多多遭遇各种苦难的人！

如今，轮椅事工还在继续，而宗德文出版社也把本书当成了“经典”，再版之前，请我们进行修订。我和史蒂夫既惊且喜，又都有些犹豫。一方面，我们迫不及待地想卷起袖子大干一场—从文字到插图、实例，乃至神学观点，该更新的更新，该改换的改换，该引申的引申，总之，要将这本书彻头彻尾地修订一遍。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些年中，《风闻有你》虽然一成不变，神却一直在使用这本书祝福别人。所以我们拿不准此次改版是否真的有必要。

纵然时光流逝，世易时移，但在人的苦难之中，上帝的旨意丝毫未曾改变。这是个必须承认的事实。于是，我们决定完全保留《风闻有你》的本来面目。没错，史蒂夫改变了。如今他成了8个孩子的父亲，还是宾夕法尼亚州一家乡村教会的牧师；这些年来，他所牧养的教会一直在不断地成长。我也改变了。我不只嫁给了肯·多田，做起了家庭主妇，还投入到更多的事情中去—画画、写书，并领导一个国际残疾人事工组织。诚然，史蒂夫和我都已经今非昔比，但是，单就这本书来讲，我们一点都没有改变。

还有一些东西也未改变。“天堂”那一章依然是我的最爱，它因洋溢着我对天堂的向往而熠熠生辉。同时，我仍然认为全书最重要的一章是“让上帝做主”，因为只有当我对上帝有了正确的认识之后，才开始奋起对付瘫痪这个难题。另外，如果人们问我有关神迹医治的问题，我照样会推荐他们阅读本书的第三部分。

最后一件不曾改变的事情是：我和史蒂夫的祷告内容一如既往。我们始终希望你不仅能在本书中找到你那些有关苦难问题的满意答案，更能在这里面寻得上帝的温柔与慈爱。毕竟，上帝对苦难是有所了解的，因为他的独生爱子曾亲身经历过严峻的考验和可怕的苦难……

琼妮·厄尔克森·多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