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十里,虽然春天已尽——林特特

我所知的第一个远方是泰安。

那是我的祖籍,写在户口本上,被爸爸挂在嘴边,从爷爷的乡音里可以听出——爷爷洗脚时总让我给他端板凳,他总说:“去拿小板儿。”

其实,别说我,连我的爸爸都没在泰安生活过。20世纪40年代,爷爷的妻、子,在山东一场大灾中挣扎去世,爷爷万念俱灰来到安徽,想换个环境重新生活,这一换就是70年。

爷爷的工作和电话有关,需要爬高高的电线杆。29岁时,他从爬电线杆的梯子上掉了下来,冰天雪地,摔昏了,又被冻,一口牙就此没了,所幸捡了一条命。

爷爷在一个有很多电线杆的地方,遇到了奶奶,后来有了我爸和两个叔叔。这桩跨省婚姻无疑是成功的,饮食习惯兼容——早晚吃面,中午吃米,有极强的归祖感——我爸始终坚信,他是山东人,并把这一观点言传身教给我。

11岁,我第一次踏上泰安的土地。

记忆有些模糊,成年后,我只记得那一次坐了十几个小时的车,看着窗外的风景从平原变成山丘。入夜,我把头放在爸爸的腿上,在火车硬座上蜷成一个“S”形。座位挨着厕所,一阵阵风吹来一股股味儿,车逢站必停,我睡着后,摇摇摆摆、恍恍惚惚间总听到有人上车下车。

天大亮,窗外,山接着山,压迫视线。

两排座位都是我的家人,其中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去泰安。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奔丧,我爷爷的母亲、我喊“太太”的,去世了。消息传到合肥,再分头下放,传到我家,我爸还在厂里上班,正在放暑假的我跑到爸爸办公室,推开门,上气不接下气,“太太死了……爷爷说,我们要马上回山东。”

我用了“回”字,可见心里也是把山东、泰安当家的。

在这之后的十几年,尤其我能独立填写各种表格时,也习惯把籍贯填成那儿。每每写下“山东泰安”这四个字,我就觉得骄傲,骄傲自己和身边那些土生土长操安徽合肥口音的同学不同,我属于一个他们完全不知道的远方。我还总用爸爸告诉我的词儿形容自己和合肥的关系,“客居”。“客居”是临时状态,随时都会走,只这一点,我和那些除了三孝口、四牌楼、大东门、大西门,没有别的地理谈资的人比,就多了些神秘和浪漫。

那一次,“太太”的追悼仪式和丧事并没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暑假归来,我成了班里最红的人。

语文课,我几乎做了《雨中登泰山》的主讲,我提起泰山的险峻,十八盘“坡连坡、弯连弯”;描述着泰山的高,“顶上能抓到云,山上山下差十几度,夏天,我们还披着租来的军大衣”……

我的结尾是:“泰山厉害吧,我家的祖坟就在泰山上。”

此后,泰安之行被分成块儿、搓成末儿,分化、消解在我的社交性谈话中。

我总是眉飞色舞,指手画脚,告诉小伙伴:岱庙的肃穆、纯铜制作的亭子;泰安亲戚喝大米粥顺着碗边吸溜的姿势、煎饼卷大葱的经典菜式;我还把回程时在火车站买的贝壳项链挂在脖子上很久很久,甚至要用紧扣的衬衫领子遮挡……

它们都是我的炫耀物、展示品,包括只是符号意义的祖籍。

这个符号的意义,许多年后,我才能精确解释:如《倚天屠龙记》中小昭的传奇有一部分来自“波斯”这个地名,对于我,祖籍、远方,是一个希望与众不同、生活又乏善可陈的少年给自己的“我不一样”的心理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