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睡马路，只为看一眼外面的世界（第2/3页）

我把一直跟着我的吉他的背带解下来，扔到海里，一边扔一边嘟囔，希望它可以替我去看看更远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它会漂到哪里，没准儿我刚一转身，就被别人捞起来了也说不定。

我们和大海聊了会儿天，就返程了。可是剩下的钱不够送我们回家，只够买到沈阳的票，也挺好，又多去了一个城市。在沈阳下车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我们无处可去，就漫无目的地走，走累了，就决定在马路边睡下。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特别兴奋，怎么也睡不着，也可能是水泥地实在太硬了，硌得慌。

第二天早上清醒过来，我们决定面对并解决回不去家这个严重的问题。康斌说我带着吉他，可以卖唱，正好试试自己的斤两；而他自己要去商场，给别人设计签名，一个签名五块钱；大家用各自的本领去凑钱，凑齐了就回家。我们分头行动，约好了时间地点集合。

我走到一个广场，那里有一个巨大的毛主席雕像，挥着手，后来知道那是沈阳的中山广场，我就在那个广场上唱。我把帽子脱掉放在地上，里面放几毛零钱，提示路人这是在卖唱。尽管周围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我还是相当忸怩，不敢大声唱，也没有人驻足停留，他们看上去都匆匆忙忙。

第一个停下来的是一个小男孩儿，大概十一二岁吧，很机灵。我给他讲了我们的遭遇，孩子说他也没有钱，但是他可以给我当托儿，就站在这里听，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停下来，没准儿可以赚钱。大城市的小孩儿就是聪明，他就一直站在我面前听我唱歌，唱着唱着我就不再害羞了，唱着唱着声音就大了，唱着唱着围观的人就多了。

那天我和小男孩儿一起赚了几十块钱，中午的时候我还请他吃了一顿盒饭。小男孩儿说他想到办法帮我了，可以回家去和爸妈要钱，但是他没钱打车，只能从我手里拿走了十块钱。临走时他还夸我的帽子很漂亮，很自然地戴在自己头上坐进出租车，叫我等着他。

我等到天黑他都没有再回来。后来和康斌讲起这事儿，他觉得我是被骗了，可是直到今天我都觉得小男孩儿不会骗我，可能是他的爸爸妈妈不允许他再出来了。那天康斌也有收获，但是我们加在一起的钱还是不够把我们送回家。我俩舍不得找地方住，就又在马路上眯了一晚，熟能生巧，这一次睡得安稳多了。

第二天卖唱，小男孩依然没回来，但是却来了一个大男孩儿。他听我唱了好几首歌，突然问，可不可以把吉他借给他弹弹？他唱了一首崔健的《花房姑娘》，给他扔钱的人比给我扔的还多。

他叫郭艳东，长得很憨厚，是吉林省吉林市人，所以聊起来听说我也是吉林省的，就格外亲切。我给他讲了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卖唱，他也给我讲了他的故事。原来那是他来沈阳的第三天，他是来找工作的，和一个朋友一起，住五块钱一晚的大通铺，上面躺着十几个大老爷们儿。他很认真地听我唱了自己写的歌，还夸我写得好。我特别开心，因为终于找到了欣赏我音乐的人。

那天我们聊了很久，临走时郭艳东翻遍了口袋，掏出他仅剩的三十块钱。他说他还有朋友，也可能很快就会在沈阳找到工作，就可以赚钱了，这三十块钱对我更加重要，所以全都给我。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感谢他，就翻出自己随身带着的一盘录满了我写的歌曲的磁带送给他，还留下了我的通信地址。

因为那三十块钱，当天晚上我和康斌就坐上了回家的火车。这一路上的人和事，我都没敢和父母讲，也没有和其他人分享。大连那栋高耸入云的大楼偶尔会闯进我的梦里，我在想等它盖好以后，人们也就住在云上了吧，那会是怎样的感觉呢？他们应该会看得更远吧？我暗下决心，高三一定要更加努力，考到大城市去，住到云里面。

从那以后，康斌就视大连为唯一的奋斗目标。他经常这么说，也的确做到了。现在他定居在大连，在辽宁师范大学教外国人学汉字。我在《屌丝男士》里教一堆老外说中文的桥段，就是他给我的灵感。他娶了一个日本学生当老婆，一家人幸福地住在他的“天涯海角”。

郭艳东和我一直有书信上的来往，后来他在沈阳的工作不太顺利，就回到吉林老家；再后来他成为一家报社驻吉林记者站的记者；又过了几年，他被调到长春。他到长春的时候，正好是我在长春读完大学准备来北京的时候。我们一起喝了顿酒，畅想着各自的美好未来，然后分别。

某一年的春晚后台，我突然撞见了郭艳东，我俩激动地抱在一起，我这才知道他现在已经成为《新文化报》文娱部首席记者，来采访春晚。后来我帮他牵线搭桥，拿到了赵本山的独家专访。过了十几年，终于有机会报恩。郭艳东憨厚地笑着说，看来多做些好事还是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