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外省大人物在巴黎 十八 半夜餐(第2/4页)

勃龙代道:“不错,我们可以凿凿有据的向欧洲报导,说阁下今晚嘴里吐出一条蛇,险些儿没钻进我们最漂亮的舞蹈明星,蒂丽娅小姐的身体;然后我们对夏娃,《圣经》,原始罪恶,基本罪恶,发一通议论。可是放心,您是我们的客人。”

斐诺道:“那才滑稽呢。”

卢斯托道:“我们可以发表一批科学论文,从人身上和人心中的各种蛇说起,说到外交界的蛇。”

韦尔努道:“我们可以说,这个装樱桃酒的玻璃瓶里就有一条蛇。”

维尼翁对公使说:“临了您也会相信实有其事。”

德·雷托雷公爵嚷道:“诸位别伸出爪子来啊!”

斐诺说:“报纸的影响和势力现在才不过开始,新闻事业还没脱离童年时代,慢慢会长大的。十年之内,样样要受广告统治。思想会指导一切,思想……”

“思想要摧残一切,”勃龙代打断了斐诺的话。

克洛德·维尼翁说:“这话有理。”

卢斯托说:“思想能制造帝王。”

德国公使说:“也能推翻君主专政的国家。”

“所以,”勃龙代说,“要是本来没有报纸,就不应该发明;既然有了,我们就靠此为生。”

德国公使说:“结果是你们为之送命。群众经过你们开导,越来越占优势,个人更不容是出人头地;你们在下层阶级散播思考的种子,将来的收获是大众的反抗,第一批牺牲品便是你们。请问巴黎暴动的时候毁坏些什么?”

拿当道:“路灯杆子。我们这种人太渺小了,不用害怕,大不了受点轻伤。”

公使道:“你们的民族聪明过分,不论哪种政府都不让发展。要不然,你们在欧洲没有能用刀枪保住的天下,可以再用笔杆子去征服。”

克洛德·维尼翁道:“报纸固然是祸水,祸水也好利用;政府偏要把它消灭。那就发生斗争。哪一方面打败呢?是个问题。”

“我一口咬定是政府,”勃龙代说,“在法国,聪明才智比什么都强;报纸不但具备所有聪明人的才智,还有答尔丢夫①那样作假的本领。”

①莫里哀的喜剧《伪君子》中的主人公,阴险狡猾的骗子典型。

斐诺道:“勃龙代!勃龙代!你这话太没遮拦,这儿还有报纸的订户呢。”

“你开着贩毒的铺子,当然害怕;我才不理你们这些黑店呢,虽则我靠此活命!”

克洛德·维尼翁道:“勃龙代说的不错。报纸不尽传教士的责任,反而变做党派的工具,报纸用这个工具做生意,无法无天,象所有的买卖一样。勃龙代说的好,报纸是用说话做商品的铺子,专拣群众爱听的话向群众推销。要是有一份给驼背看的报,准会从早到晚说驼背怎么美,怎么善,怎么必要。报纸的作用不再是指导舆论,而是讨好舆论。过了相当时期,所有的报纸都要变成无耻,虚伪,下流,都要撒谎,甚至于行凶;扼杀思想,制度,人物;而且靠着这种行为一天天的发达。报纸是法人,占着法人的便宜:做了坏事谁也不负责任;我是我,你是你,我是维尼翁,你是卢斯托,勃龙代,斐诺,不是阿里斯泰提,便是柏拉图,或是卡图,总之是普卢塔克传记中的圣贤豪杰;我们个个清白,丑事扯不到我们身上。这种道德的或者不道德的现象,随你怎么称呼,拿破仑曾经有过解释;他研究了国民议会,得出一个极妙的结论,他说:集体犯的罪恶,牵连不到个人。报纸尽可干出最残酷的事,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沾着血腥。”

杜·勃吕埃道:“可是官方能订出惩罚的法令,目前正在起草。”

拿当道:“呸!法律怎么对付得了法国人的聪明才智!那是渗透力最强的溶解剂。”

维尼翁又道:“思想只能用思想去消毒。只有恐怖政策和专制手段才压得住法国人的特性。法国语言特别宜于暗示,说双关话;越是用法令禁止,聪明才智越爆发得厉害,好似蒸汽给关在装着活塞的机器里。王上做一桩好事,报纸如果反对王上,就说好事是部长做的;倘若反对部长,就把事情反过来说。凡是造谣毁谤,报馆说是从外边听来的。当事人抱怨吧,报馆说声放肆了事。告到法庭吧,报馆推说当事人并未要求更正;要求更正吧,它又一笑置之,认为它的罪恶不足挂齿。被害人胜诉的话,报纸再挖苦他一顿。万一报馆判了罪,要付出巨额罚金,就向大众指控你跟自由,祖国,知识作对。报上可以登一篇文章,解释某先生如何如何是国内最诚实的君子,骨子里暗示他是个贼。因此,报纸犯的罪不足挂齿!侵犯报纸的人才罪大恶极!在某个时期之内,报纸要读者相信什么,读者就相信什么。报纸不喜欢的事决不可能是爱国的;而且报纸永远不会错的。它用宗教攻击宗教,用宪章攻击国王;司法机关得罪了报纸,就被挖苦;迎合了大众的偏见,就受赞扬。为了招揽订户,不惜造出激动人心的谎话,做出逗笑的把戏,象有名的丑角鲍贝什。办报的宁可拿自己的老子活活的开刀,作为取笑的资料,决不放过吸引群众,叫群众开心的机会,好比演员要哭得逼真,把儿子的骨灰放在匣子里,也好比一个女子为着情人什么都肯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