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启示录的慰藉 专政之美和水泥中的蝴蝶之谜（第3/15页）

我忘记了……忘了这是在哪里发生的。在什么地方？在劳改营吗？人们四肢着地在大院子里爬行和吃草。满眼都是皮肤粗糙的营养不良者。爸爸活着的时候，从没有任何抱怨，他知道“一个人要活下去，只需要三样东西——面包、洋葱和肥皂”，只有三样东西……这就是全部。我们父母这代人已经不在了，如果谁留下来，那么他们应该被送进博物馆，存放在玻璃后面，不能用手去碰。他们经历了多少苦难啊！当爸爸平反时，只给他发了双倍的士兵军饷，就补偿了他全部的苦难。但我们家里很长时间里都高挂着斯大林的巨幅画像，很长时间，我记得很清楚。爸爸活得很大度，他认为那个时代就是这样。那是一个残酷的时代。但是人们建设了强大国家，战胜了希特勒！这些都是爸爸的话……

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严肃认真的女孩子，是一个真正的少先队员。现在人们都认为以前加入少先队都是被迫的，其实从来没有被迫。那个时候所有孩子都梦想成为少先队员。走在一起，敲着小鼓吹着小号唱着歌曲：“亲爱的边疆多美好/亲临其境更可爱！”“百万雏鹰飞向高空/我们为国家而自豪。”可是我家毕竟有个污点，就是爸爸进过监狱，妈妈因此很担心我不能加入少先队，或不能很快入队。我也很想和大家一起进步，这是必须的。“你支持谁：月亮还是太阳？”班级里的男孩们对我进行审讯。回答可得非常小心：“月亮。”“正确！你支持苏维埃国家。”要是你说“太阳”，那就是你“支持该死的日本人”，他们经常这样对我进行嘲讽和捉弄。我们那时候彼此发誓都会这样说，“以少先队员的诚实”或“向列宁保证”。最毒的发誓是“向斯大林保证”。连父母都知道，如果我说向斯大林保证，那就说明我没有说谎。天啊！我现在回忆的不是斯大林，而是在回忆自己的一生……我报名参加课外小组，学习演奏手风琴。妈妈也因为工作优秀而获得过突击手奖章。我可以说没有任何缺点，就像在兵营生活一样……在劳改营时爸爸经常看到有教养的文化人，他在别处再也没见过这么有知识的人。有些人会写诗，他们往往都能生存下来。他们还祈祷，就像圣徒一样。我爸爸也想让他所有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这是他的梦想。而我们四个孩子真的都大学毕业了。但是他也教我们犁地和割草。我很擅长干草装车和晒草堆。爸爸一直认为“身有薄技，走遍天下”。他是对的。

我现在很愿意回忆往事……我想弄明白过去是怎么过来的。不仅我自己的生活，还有我们的，苏联的经历。我不是一味赞扬自己的人民，既不夸耀共产党员，也不很喜爱我们共产党的领袖们。今天尤其如此。他们打碎了一切，全都资产阶级化了，人人只想过好日子，生活甜蜜。除了消费还是消费。都是在掠夺！我们的共产党也不是原来那些人了。有的共产党员年收入几十万美元，成了千万富翁！在伦敦有公寓，在塞浦路斯有宫殿。他们还是共产党员吗？他们的信仰都去哪儿了？但是你要是提出这个问题，别人就都像看傻瓜一样看你。“不要对我们讲苏联童话。现在不需要这个了。”他们把这个国家毁了！把国家贱卖了。这是我们的祖国啊……有人可以一边骂马克思一边环游欧洲。这个时代和斯大林时代一样，都很可怕。我会为自己的话负责！您写下这个了吗？我不信。（我看她确实不相信）早就没有了区党委，也没有了州党委。人们和苏维埃政权分手了。可是又得到了什么？戒指、巧克力……小偷政权，抢劫一样啊，谁够快谁就能抢到馅饼。我的天！那个丘拜斯[2]，他搞“工头式改革”，现在他到处吹牛，周游全世界演讲。说是在其他国家建立资本主义要几百年，而在我们国家用外科手术方法，只用三年时间……如果有人偷窃，谢天谢地，但愿他们的孙子辈成为遵守秩序的人。呵！这些民主派……（沉默）他们按照美国体型剪裁西装，他们听山姆大叔的。可是美国西装不适合我们，一坐下来就出洋相了。不是吗？不是追求自由，而是追求牛仔裤，追逐大超市，买的是鲜艳包装。现在我们商店里倒是什么都有，琳琅满目，但是香肠堆成山与幸福无关。这是荣誉问题。曾经的伟大人民！如今却产生推销员和强盗，产生店铺伙计和经理。

戈尔巴乔夫上台了，他们开始大谈列宁主义原则回归。这相当鼓舞人心，激发全社会的热情。人民早就期待变化了。当时大家很相信安德罗波夫[3]，对，他是一个克格勃……怎么和您解释呢？人们已经不再害怕苏共。男人们可以在啤酒馆内外大骂共产党，克格勃却不知道哪儿去了，你说怎么办！都变成记忆了。我们都知道铁腕，烧红的铁，叶若夫[4]的手套，这些家伙能够维持秩序。我们不想重复平庸，但是鞑靼人毁了我们的基因，建立了农奴制……我们都习惯于打压人民，不打压就一事无成。为此安德罗波夫开始“拧紧螺丝帽”，因为所有人都游手好闲了：工作时间去看电影，去澡堂洗澡，去购物喝茶。民警展开了突击搜查，检查身份文件，直接上街纠察，在餐厅、商店抓住懒散游荡者，勒令他们去工作。要么罚款、要么辞退。可惜安德罗波夫患了严重疾病，很快就去世了。我们那时一直在为领袖们送葬、送葬。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在戈尔巴乔夫之前流传最广的笑话是：“现在播出塔斯社消息。你们以为是个大玩笑，但是排队上岗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又去世了……”哈哈哈，人民在厨房里大笑不已，我们也在自己的厨房里大笑。在自由的方寸之地，在厨房里喋喋不休。（笑）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交谈时一定要大声开着电视机或收音机广播。这是一门科学。人们互相学习如何用计谋让电话监听的克格勃根本听不到我们聊天的内容：拨动一下数字盘（老式电话都是拨号盘），在数字洞中插入一支铅笔固定住，当然用手指也可以，不过指尖会很累。也许您也学过这招吧？还记得吗？需要说一些“秘密内容”的时候，就要距离电话听筒两三米远。那时候，打小报告和窃听电话这种事情到处都是，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告密成风，就连我们区党委的人也互相猜疑：我们当中谁会告密？后来弄清楚了，我怀疑过的一个人其实是无辜的，但是告密者往往不止一个人，而是有好几个人。有些人是我从来都想不到的……其中之一竟然是我的女清洁工。一个友善和气的女人。她倒是很不幸，丈夫是酒鬼。我的天啊！连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提心吊胆……我读过他的一篇专访，说他在自己的办公室谈到保密内容时也是这样做：把所有电视机和广播放到最高音量。这通常都是最基本的动作。要是有很认真的谈话，就得邀请人家到城外的别墅去。他们在那里走进树林，一边散步，一边谈话。鸟儿是不会告密的……那个时候谁都担惊受怕，连被别人害怕的人自己也害怕。我就一直很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