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圣马丁节和第二天的叛乱之后,米兰似乎又奇迹般地恢复了之前的富裕景象。面包房里摆满了面包,价格也与收成好时的年景一样低,面粉也相应降了价。那些在那两天的叛乱中闹得最凶,或者做了更坏的事的人,如今(除了少数被抓之人外)都相互祝贺着。请不要认为,在因逮捕引发的最初恐惧消失之后,他们会开始有所收敛。在广场、街角以及客栈里,人们都欢呼、鼓掌,大肆炫耀自个儿找到了降低面包价格的好方法。然而,在这欣喜的、自负的氛围中,仍透露出一种莫名的不安(怎么可能不会那样呢?)、一种不祥的预感,总觉得这样好的景象不会延续太久。人们纷纷涌入面包房和面粉店,就像当初安东尼奥·费雷尔初次颁布面包官价时形成的短暂的富足假象一样,尽可能地抢购,大肆消费。那些事先存了点私房钱的人,将钱全拿了出来,去买面包和面粉,然后再将其装在箱子、小桶、仓库里储存起来。他们如此互相追逐着去享受这种优惠的价格,不仅使这种难以维持的僵局无法持久下去,而且连短暂的持续都越来越困难。于是,在11月5日,安东尼奥·费雷尔便根据上级的指示,颁布了一道告示,规定凡是家中已购买了面包和面粉的人,一律不得再购买;凡是家中购买的面包量超过了家人两天的所需量的人,“将按照总督大人的意愿,处以罚款和刑罚”,同时命令每一位在职人员及所有公民,告发蓄意违反告示的人;命令地方法官严厉搜查被告发的家庭。其还对面包商颁发了新的命令,要求他们确保面包的供应,“违者,将按照总督大人的意愿,处以五年或五年以上的劳役”。要是有谁以为告示会一一得以执行的话,那他一定得有很好的想象力。当然,要是所有这些命令当时全被贯彻执行了的话,那被米兰公国打发到海上的人就会像大不列颠目前的人口一样多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既然上级命令面包商得做那么多的面包,同时也需下达一些命令,规定做面包的材料必须足够。于是,他们决定,正如在荒年时,人们总是设法将其他东西掺入有其他用途的谷物中一样,将米粉掺入面包,做成一种混合面包。11月23日,上级又颁布了一道告示,要求每人将自己拥有的一半未碾好的大米(在米兰,未碾过的米称为稻谷,这一说法一直沿用至今)上交给粮食督办和十二位粮食委员会成员。要是谁在没有得到上述当局允许的情况下,胆敢私自储存粮食,则会受到处罚,将会被没收全部谷物,并处以每一百五十千克三枚银币的罚款。谁都看得出来,这种做法很公正合理。

不过,这些大米也是需要用钱去买的,而且大米的价格比面粉的价格高了很多。弥补这一巨大差额的重担自然落到了市政府的头上。但是,十夫长委员会本已接受了这一重任,可就在11月23日当天,他们竟向总督汇报说,市政府确实无法承担起此重担。于是,总督便在12月7日这天,规定了上述大米的价格,每一百五十千克十二里拉。凡要价太高或拒绝出售的人,都将被没收粮食,并处以同等价值的罚款,“还会根据情节的轻重和违反者的情况,按照总督大人的意愿,处以更高的罚金或更高的刑罚,甚至服苦役”。

碾好的大米的价格是在骚乱以前制定的,至于小麦和其他普通谷物的价格,或者套用现代编年史上最有名的术语“最高限价”,可能在其他的法令中已作出了规定,对此我们便不得而知了。

在米兰,面包和面粉因此降到了一个公道的价格,但随之而来的后果便是附近乡村的百姓蜂拥而来,抢购粮食。贡扎罗,正如他自己所言,为防止事态恶化,迫不得已,于12月15日又颁布了另一道告示,禁止将价值超过二十便士的面包带出城外,违令者没收其面包,同时罚款二十五枚银币;或者,在无力支付罚款的情况下,照惯例,按照总督大人阁下的意旨,判以当众鞭笞两下,甚至更加严重的刑罚。同月22日(很难说得清为什么会这么晚),又颁布了一项关于禁止携带面粉和谷物出城的类似的告示。

群众想通过抢劫和纵火获得富足,而政府却想借苦役和鞭子来达到维持它的目的。这些手段本身倒是很方便,不过,它们距离目标有多远,读者自然清楚;至于说它们实际上起到了何种作用,读者也会很快知道。指出下面这个事实并非完全没有好处,况且它又是如此的显而易见。这些莫名其妙的措施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每一项措施都是前一项措施不可避免的后果,而所有的措施都可追究到最初那项对面包限价的措施,当初对面包制定的价格与按供需关系而形成的实际价格悬殊太大。在民众看来,限定面包价格的做法,过去和现在都始终是一种公正的,同时又简单易行的办法。因此,每遇饥荒之年,粮食匮乏,民众便自然而然地期盼这样的措施、祈求这样的措施,而且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甚至采取行动来强制政府执行这样的措施。随后,这样做造成的后果日益显现出来,那些对此负有责任的人,按情理自有必要对其后果进行逐一纠正,便又颁布法令,禁止人们去做前一个法令驱使他们去做的事情。此处,请允许我顺便提及一件十分巧合的趣事。在某个国家,在一个离我们很近的时期,发生了现代历史上最为轰动、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在相似的局势下,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几乎可以说,这些措施实质相同,采取的先后顺序也几乎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在于实施的范围不同)。尽管在欧洲,人们的认知力在提高,知识也有了发展,但那样的措施依然被沿用。发生这样的事情,主要是因为广大民众的认知力尚没有得到提高,因此他们得以在较长时间内让自己的意愿占上风,用他们的话说,得以对那些制定法律的人施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