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论罗马帝国崩溃后农业在欧洲旧状态下所受到的阻抑（第2/5页）

在这种情况下，大面积的荒地不仅为少数豪族所兼并，而且永无再分散的可能。事实上，大地主又不常是大改良家。在产生这种制度的混乱时代，大地主的精力，几乎全部用来保护已有的领土，扩大自身对邻国的管辖权和支配权。他们实在没有余暇来开垦和改良土地。后来和平了，法制的确立，秩序的安定，虽然使他们有余暇，但他们一般没有心思耕垦土地，并且常常没有必要的财力。如果他一身一家的费用，超过了或恰好相等于他的收入（这是极常有的现象），他就没有资本可以投在这种用途上。如果他是一个经济家，那么，他又通常感觉，与其用一年的节省来改良旧的地产，不如用来购买新的地产比较划算。改良土地，像各种商业计划一样，要获得利润，不斤斤计较小节省小赢利是绝对不行的。但生在富豪人家的人，即使天生是好俭朴的，亦不大能够做到这一点。这种人的境遇，自然而然地使他更注意悦己的装饰，而不注意自己没有多大需要的利润。他自幼就养成了饰衣裳、盛车马、崇居室、丽陈设的嗜好。他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即在想改良土地时，这种习惯所涵养的心理仍会支配着他。他也许会把住宅附近的四五百亩土地大大装饰起来，花费比该地改良后所值大十倍的费用，终而发觉如果对他所有全部地产都照样改良下去，那就即使毫无其他嗜好，恐怕也会在没改良十分之一以前，就耗尽他所有的财产。现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自封建的无政府状态以来，有些大地产继续在少数人手里至今没有改动。把这些大地产与邻近的小地产比较一下，你就不需其他论证而相信大地产是怎样不利于改良。

如果从这样的大地主身上还不能看到一些对土地的改良的希望，那么从那些占有的土地比他们少的人那里，就更无这种希望了。在欧洲旧状态下，耕者全是可任意退租的佃农。他们全是或几乎全是奴隶，不过他们的隶役，比古希腊、罗马，甚至西印度殖民地的隶役和缓一些。他们与其说隶属于主人，不如说是隶属于土地。因此，他们可以和土地一同出卖，但不能单独出卖。得到了主人的同意，他们还可以结婚。而且，主人没有权利把他们夫妇卖给不同的人，从而拆散他们的姻缘。主人残害或杀害了奴隶，还要受处分，不过一般是小惩罚罢了。但是，奴隶不得积蓄财产。他们所获得的一切都是主人的，主人可以随时取去。所以，奴隶所能进行的垦植和改良，实际上都是由主人进行，由主人负担费用的。种子、牲畜、农具，全是主人的。改良的利益，亦是主人的。这种奴隶，除了日常维持生活的东西，什么也不能获得。所以，在这种场合，正当地说，土地仍是由地主占有，由农奴耕作的。这种奴隶制度，在俄罗斯，在波兰，在匈牙利，在波希米亚，在摩拉维亚，在德意志其他部分，现在还存在。这种制度逐渐全然废除了的地方，不过只有欧洲西部及西南部而已。

如果希望大地主进行大改良，已是很难，那么，当他们使用奴隶耕作的时候，要他们进行大改良就更是无望了。我相信，一切时代和一切国民的经验，都证明了一件事，即奴隶劳动虽表面上看来只需维持他们生活的费用，但彻底通盘计算起来，其代价是任何劳动中最高的。一个不能获得一点儿财产的人，食必求其最多，做必望其最少，除此之外，什么也不关心。他的工作，够他维持生活就行了，你要从他身上多榨出一些来，那只有出于强迫，他自己决不会愿意的。普林尼和科拉麦拉的著作都说，古意大利的谷物耕种事业，在奴隶制度下非常衰微，对主人非常不利。耕种事业在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古希腊并没有多大进步。所以，当论及柏拉图理想国时他说：要有一片像巴比伦平原那样极大极丰沃的土地，才可以养活五千懒惰人（当时认为卫护那理想国所必要的战士）及其妻仆。

人类好胜的心理，多以统治下等人为荣，而以俯就下等人为耻。所以，如果法律允许，工作的性质也允许，那在奴隶与自由人之间，他一定愿意选用奴隶。蔗糖与烟草的栽种，能够提供使用奴隶耕作的费用；谷物的耕种，现在似乎还不能够办到这一点。主要产物为谷物的英国殖民地，大部分工作都由自由人来操作。本雪文尼亚人最近议决释放黑奴。那种事实，使我们相信他们所有的黑奴一定不多。如果奴隶是他们财产的大部分，他们决不会赞成释放。但以蔗糖为主要产物的英国殖民地，全部工作都由奴隶担任；以烟草为主要产物的英国殖民地，亦有大部分工作由奴隶担任。西印度殖民地栽种甘蔗的利润特别大，在欧美两洲，简直没有什么耕种事业比得上。栽种烟草的利润，虽比不上栽种甘蔗，但与栽种谷物比较，却仍然较大。这两种耕种事业都能提供奴隶耕作的费用，但栽种甘蔗，比栽种烟草更能提供这种费用。所以，与白种人数相比，黑奴的数目，在甘蔗区域，比在烟草区域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