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　序（第4/8页）

那时的奥匈帝国是靠四种力量维系的：军队、政府（包括警察、法院、监狱等）、宗教，还加上对皇帝的忠诚。对皇帝的忠诚是本书反复出现的种种陈词滥调所围绕的核心。但是，那时的奥匈帝国已经严重地众叛亲离，尤其是在被残酷统治的波希米亚。在那里，皇帝已是普遍的讪笑和仇恨的对象。老百姓不但敢怒，甚至敢言了。正如帅克所说，“你去喝醉酒，再奏起奥地利国歌听听看，”你就能听到老百姓对皇帝的牢骚了！所以在帅克对医生叫喊“约瑟夫皇帝陛下万岁”的时候，三个对立派别的心理医生立即异口同声断定他是个白痴。这情节显然带漫画式的夸张，但是犀利泼辣，点明了时代的本质，成为本书的独特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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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克这个人物性格很不好理解。作者在序言里把他称作英雄，说他“虽没有拿破仑式的历史魅力，却也足以使亚历山大大帝的光辉黯然失色”。因此批评家大都有一种倾向，想寻找他的“英雄”表现。《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作者，捷克斯洛伐克的反法西斯的民族英雄伏契克说：帅克“是掌握了让派遣他去打仗的人输掉的艺术。他采用的方法不是规避和怠工，而是一本正经地执行他们的命令。”说他“仿佛是一条虫子，在蛀蚀（奥匈帝国）那个反动制度时是很起劲的，尽管并不是始终都很自觉的；在摧毁这座压迫与暴政的大厦上他是起了作用的”。捷克作家奥布拉赫特的说法是，帅克是“聪明的傻子，天才的傻子”。

但是，这一类的评价却难以回答一个问题：即使帅克让派遣他的人输掉了，在摧毁这座暴政的大厦上起到了作用，他能算得上英雄吗？能算得上“足以让亚历山大大帝的光辉黯然失色”的英雄吗？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帅克，理解他的英雄身份呢？

用哈谢克自己的话说，他这《好兵帅克》“只是一个时期的历史画卷”。而那个时期也许就最适宜用某些特殊的形式来表现。

和他同年出生，也跟他同地出生（波希米亚的布拉格）的奥地利作家法朗兹·卡夫卡表现那个时代的方式就很别致，很像哈谢克。他的《变形记》（1916）和《审判》（1925）就是很好的例子。《变形记》写推销员格利高尔一天早上醒来，忽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起初他的亲人还为他痛苦，可渐渐地他们就疏远他了，冷淡他了，嫌弃他了，以致厌恶他了，等到他死去时，一家人都如释重负。小说反映了那个祸福无常的社会的一种恐怖现象。变成甲虫只不过是莫名其妙变成了“卖国贼”之类的人的一种幻化形式而已。帅克就好几次被扣过卖国贼的帽子，有一次还几乎被绞死。卡夫卡的《审判》又是另外一种形式，却也像《好兵帅克》。约瑟夫·K由于自己完全不知道的原因忽然被捕了，可在惝恍迷离之中，又还能像平时一样自由行动。他上了一个阁楼，莫名其妙在那里受到审判。审判他的几个人对他说，“只要你承认，这就是审判”。于是他被判有罪，被两个胖子带到城外，一刀刺进了心脏。整个过程似是现实又似是噩梦。也带有那时的社会的恐怖。这两篇小说都令人联想到《好兵帅克》里布拉格人的遭遇：突然就被抓了，糊里糊涂就出现了被杀的可能。表现的方式也似真似幻。

很显然，《好兵帅克》跟卡夫卡的小说一样，使用了很多非现实的因素，带了相当的夸张、变形和扭曲。因此，要评价这样的作品我们似乎应该另辟蹊径。若是用正剧的尺度去衡量，难免会方枘圆凿，格格不入。

实际上《好兵帅克》里的帅克是哈谢克所创造的一个既傻又精，既守规矩又不守规矩的“好兵”，用来嘲弄那个黑暗凶残的社会的。在那样的社会里任何人的正面反抗都非常危险，很容易被抓、被关、被杀。于是哈谢克创造了帅克这个温和地、和平地在法律范围内进行斗争的小兵形象。通过他的行为和见闻尖锐地暴露和嘲弄了那个庞然大物的国家机器的阴险、残酷、虚伪、无能、混乱与荒谬。

帅克有点像卓别林《摩登时代》里的那位小不点工人。那人拧螺丝拧成了惯性，见了女人屁股上的纽扣也要去拧一拧。落到了庞大机器的齿轮和传送带之间，呼呼地上升，哗哗地下降，扭过来，转过去，最后却傻呵呵地摇摇摆摆地出来了。好兵帅克也是这样，也是一个浑浑噩噩的半白痴，在医院、在监狱、在疯人院、在简易军事法庭、在部队进进出出，随时都可能死，随时都可能倒霉，可他就那么傻呵呵笑呵呵地大踏步前进着，一路留下笑料，而最终安然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