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五 章

  不知道什么东西发出一阵雷鸣般的声响,接着大地微微抖动,我们听见“砰——砰——砰”的枪声。“爸爸!”哈桑大声叫喊。我们拔腿跑出起居室,看见阿里跛着脚在走廊狂奔。

  “爸爸!那是什么声音?”哈桑大叫,伸开双臂朝阿里奔过去。阿里伸手揽住我们。一道白光闪起,夜空亮起银辉。又是一道白光,随后是暴风骤雨般的枪声。

  “他们在猎杀野鸭。”阿里嘶哑地说,“他们在夜里猎鸭子,别害怕。”

  远处传来警报声。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玻璃破裂的声音,还有人高声叫嚷。我听见人们从睡梦中惊醒,跑到街道上,也许身上还穿着睡衣,披头散发,睡眼惺忪。哈桑在哭,阿里将他抱紧,轻轻地抚摸着他。后来我告诉自己,我没有妒忌哈桑,一点都没有。

  我们就那样哆嗦地抱成一团,直到天快破晓。枪声和爆炸声还没一个钟头就结束,可是把我们吓坏了,因为我们从来没听过街道上会有枪响。当时这些声音对我们来说太奇怪了。那些耳朵里面除了枪响再没有其他声音的阿富汗孩子当时还没出世。在餐厅里,我们挤成一堆,等待太阳升起,没有人意识到过去的生活方式已然告终。我们的生活方式,即使尚未全然终结,那也是苟延残喘。终结,正式的终结是在1978年4月,其时政变发生,接着是1979年12月,俄国坦克在我和哈桑玩耍的街道上耀武扬威,给我的父老乡亲带来死亡,开启了如今仍未过去的、血流成河的时代。

  太阳快升起的时候,爸爸的轿车驶进车道。他重重地关上车门,匆忙的脚步在台阶上发出沉重的声音。接着他在门口出现,我看见他脸色挂着某种神情,那种脸色我一时辨认不出来,因为此前从未在他身上见过:恐惧。“阿米尔!哈桑!”他大喊,张开双臂朝我们跑过来,“他们封锁了所有的道路,电话又坏了,我很担心。”

  我们停在他怀里,有那么一会儿,我竟然发疯似的觉得很高兴,而不管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根本不是在猎杀野鸭。真相终于大白:1973年7月17日夜里,他们根本就没有对什么东西开枪。翌日清晨,大梦初醒的喀布尔发现君主制已然成为历史。查希尔国王远在意大利,他的堂兄达乌德汗[1]MohammedDaoudKhan(1909~1978),1973年起任阿富汗共和国总统,直到1978年被刺杀。[1]趁他不在,发动了政变,没有多加杀戮,就终结了他四十年来的统治。

  我记得隔日早上,爸爸和拉辛汗喝着红茶,听着喀布尔广播电台播送的有关政变的最新消息,我跟哈桑躲在爸爸的书房外面。

  “阿米尔少爷?”哈桑低声说。

  “怎么啦?”

  “什么是‘共和’?”

  我耸耸肩:“我不懂。”爸爸的收音机一遍又一遍地传出“共和”这个词。

  “阿米尔少爷?”

  “怎么啦?”

  “‘共和’是不是要我和爸爸离开这里?”

  “我觉得不是。”我低声回答。

  哈桑想了想,说:“阿米尔少爷?”

  “什么呀?”

  “我不想他们把我跟爸爸送走。”

  我露出微笑:“好啦,你这头驴子,没有人会送走你们。”

  “阿米尔少爷?”

  “什么呀?”

  “你想去爬我们的树吗?”

  我笑得更开心了。这也是哈桑的本领,他总是懂得在恰当的时间说恰当的事情——收音机的新闻实在是太闷了。哈桑回到他那寒碜的屋子去做准备,我跑上楼抓起一本书。接着我到厨房去,往口袋里塞一把松子,然后跑出去,哈桑在外面等我。我们穿过前门,朝那座山头进发。

  我们穿过住宅区,在一片通往山丘的荒芜空地上跋涉前进。突然间,一块石头击中了哈桑的后背。我们转过身,我的心一沉。阿塞夫和他的两个狐朋狗友,瓦里和卡莫,正朝我们走过来。

  阿塞夫的父亲叫马赫穆德,我爸爸的朋友,是个飞机驾驶员。他家位于一处豪华的住宅区,深院高墙,棕榈环绕,就在我们家南边,只隔了几条街。住在喀布尔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小孩,人人都知道阿塞夫和他那臭名昭著的不锈钢拳套,谁都不愿意尝尝它的滋味。由于父亲是阿富汗人,母亲是德国人,蓝眼睛的阿塞夫头发金黄,身材比其他孩子都要高大。他凶残成性,恶名远播,人们总是避之惟恐不及。他身旁有群为虎作伥的党羽,走在附近的街道上,宛如可汗在阿谀逢迎的部属陪伴下,视察自己的领地。他说的话就是法律,如果你需要一点法律教育,那么他那不锈钢拳套无疑是最好的教具。我曾见过他用那拳套折磨一个卡德察区的小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阿塞夫蓝色的眼睛中闪烁的近乎疯狂的光芒,还有他那邪恶的笑脸——那可怜的孩子被他痛击得不省人事,他竟然咧嘴而笑。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某些儿童给他起了个花名,叫“吃耳朵的阿塞夫”。当然,没有人胆敢当面这样称呼他,除非他们想亲身体会那个可怜孩子的下场:他跟阿塞夫争夺一只风筝,结果之后在路边的臭水沟打捞自己的右耳。多年以后,我学到了一个英文单词,在法尔西语找不到对应的字眼,可以用来形容阿塞夫那样的人渣:反社会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