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谈《寒夜》(第2/5页)



我的确有这样的感觉:我写第一章的时候,汪文宣一家人虽然跟我同在一所大楼里住了几个月,可是我们最近才开始交谈。我写下去,便同他们渐渐地熟起来。我愈往下写,愈了解他们,我们中间的友谊也愈深。他们三个人都是我的朋友。我听够了他们的争吵。我看到每个人的缺点,我了解他们争吵的原因,我知道他们每个人都迈着大步朝一个不幸的结局走去,我也向他们每个人进过忠告。我批评过他们,但是我同情他们,同情他们每个人。我对他们发生了感情。我写到汪文宣断气,我心里非常难过,我真想大叫几声,吐尽我满腹的怨愤。我写到曾树生孤零零地走在阴暗的街上,我真想拉住她,劝她不要再往前走,免得她有一天会掉进深渊里去。但是我没法改变他们的结局,所以我为他们的不孝感到痛苦。

我知道有人会批评我浪费了同情,认为那三个人都有错,值不得惋惜。也有读者写信来问:那三个人中间究竟谁是谁非?哪一个是正面人物?哪一个是反面的?作者究竟同情什么人?我的回答是: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我想说,不能责备他们三个人,罪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罪在当时重庆的和国统区的社会。他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我不是在这里替自己辩护。有作品在,作者自己的吹嘘和掩饰都毫无用处。我只是说明我执笔写那一家人的时候,我究竟是怎样地想法。

我已经说明《寒夜》的背景在重庆,汪文宣一家人住的地方就是我当时住的民国路那个三层“大楼”。我住在楼下文化生活出版社里面,他们住在三楼。一九四二年七月我头一次到民国路,也曾在三楼住过。一九四五年年底我续写《寒夜》时,已经搬到了二楼临街的房间。这座“大楼”破破烂烂,是不久以前将就轰炸后的断壁颓垣改修的。不过在当时的重庆,象这样的“大楼”已经是不错的了,况且还装上了有弹簧的缕花的大门。楼下是商店和写字间。楼上有写字间,有职员宿舍,也有私人住家。有些屋子干净整齐,有些屋子摇摇晃晃,用木板隔成的房间常常听得见四面八方的声音。这种房间要是出租的话,租金绝不会少,而且也不易租到。但也有人在“大楼”改修的时候,出了一笔钱,便可以搬进来住几年,不再付房租。汪文宣一家人住进来,不用说,还是靠曾树生的社会关系,钱也是由她付出的。他们搬到这里来住,当然不是喜欢这里的嘈杂和混乱,这一切只能增加他们的烦躁,却无法减少他们的寂寞。唯一的原因是他们夫妇工作的地点就在这附近。汪文宣在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里当校对,我不曾写出那个公司的招牌,我想告诉人图书公司就是国民党的正中书局。我对正中书局的内部情况并不了解。不过我不是在写它的丑史,真实情况只有比汪文宣看到的、身受到的一切更丑恶,而且丑恶若干倍。我写的是汪文宣,在国民党统治下比什么都不如的一个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一个象巴什马金那样到处受侮辱的小公务员。他老老实实地辛苦工作,从不偷懒,可是薪水不高,地位很低,受人轻视。至于他的妻子曾树生,她在私立大川银行里当职员,大川银行也在民国路附近。她在银行里其实是所谓的“花瓶”,就是作摆设用的。每天上班,工作并不重要,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能说会笑,让经理、主任们高兴就算是尽职了。收入不会太少,还有机会找人帮忙做点投机生意。她靠这些收入养活了半个家(另一半费用由她的丈夫担任),供给了儿子上学,还可以使自己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还有汪文宣的母亲,她从前念过书,应当是云南昆明的才女,战前在上海过的也是安闲愉快的日子;抗战初期跟着儿子回到四川(儿子原籍四川),没有几年的功夫却变成了一个“二等老妈子”,象她的媳妇批评她的那样。她看不惯媳妇那种“花瓶”的生活,她不愿意靠媳妇的收入度日,却又不能不间接地花媳妇的钱。她爱她的儿子,她为他的处境感到不平。她越是爱儿子,就越是不满意媳妇,因为媳妇不能象她那样把整个心放在那一个人身上。

我在小说里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两个善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上海某某大学教育系毕业生靠做校对和做“花瓶”勉强度日,不死不活的困苦生活增加了意见不合的婆媳间的纠纷,夹在中间受气的又是丈夫又是儿子的小公务员默默地吞着眼泪,让生命之血一滴一滴地流出去。这便是国民党统治下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悲剧的形式虽然不止这样一种,但都不能避免家破人亡的结局。汪文宣一家四口包括祖孙三代,可是十三岁的初中学生在学校寄宿,他身体弱,功课紧,回家来不常讲话,他在家也不会引起人注意;所以我在小说里只着重地写了三个人,就是上面讲过的那三个人。关于他们,我还想声明一次:生活是真实的,人物却是拼凑拢来的。当初我脑子里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汪文宣。只有在小说脱稿以后我才看清了他的面颜。四年前吴楚帆先生到上海,请我去看他带来的香港粤语片《寒夜》,他为我担任翻译。我觉得我脑子里的汪文宣就是他扮演的那个人。汪文宣在我的眼前活起来了,我赞美他的出色的演技,他居然缩短了自己的身材!一般地说,身材高大的人常常使人望而生畏,至少别人不敢随意欺侮他。其实在金钱和地位占绝对优势的旧社会里,形象早已是无关重要的了。要是汪文宣忽然得到某某人的提拔升任正中书局经理、主任,或者当上银行经理、公司老板等等,他即使骨瘦如柴、弯腰驼背,也会到处受人尊敬,谁管他有没有渊博的学问,有没有崇高的理想,过去在大学里书念得好不好。汪文宣应当知道这个“真相”。可是他并不知道。他天真地相信着坏蛋们的谎言,他有耐心地等待着好日子的到来。结果,他究竟得到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