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者的陈映真 试论康雄的三个形象（第4/5页）

陈式文学

《我的弟弟康雄》是陈映真第二篇小说，也是他早期小说的一个代表。这个时期的陈映真，处于无法行动的困境中。这是作为左翼的陈映真的悲哀。而也正是因为行动的不可能，他作为文学者的一面也才最大可能地展现了出来。他写下了他的追求、梦想、挣扎、痛苦和悲哀。他写下了康雄。

陈映真在《试论陈映真》中对康雄有一个评价，说这是市镇小知识分子在没有革命条件中的幻灭。这是他1975年的自省，距离他写下这篇小说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中间还隔着一个他在狱里和50年代被镇压的左翼人士相遇的经验。所以我把这看作是一个有明确阶级意识的陈映真对他笔下人物的剖析。1975年的陈映真已经不是写下康雄的陈映真了。写下康雄的陈映真被保存在对康雄的书写中。这是我为什么避开陈映真的自述和评论，选择以文学分析的方式进入他早期的小说。我想看看他以文学的方式说了一些什么。

陈映真在大陆被长期看作是一个台湾的左翼作家。一种看法是他继承了鲁迅传统，一种看法是他贴着台湾的历史脉络，成为了第三世界的资源。这些分析大多从陈映真的思想和左翼这个面向出发来把握他。而我的看法是，陈映真的小说里，还有许多没有被他的自述和既有的评论所捕获的东西。这些东西微妙地在陈映真的小说里流动。它们表现了陈映真对小说这种文体贡献了什么，也呈现了陈映真借着小说这种文体述说了什么。这些东西里面有一个经过阅读而不断重生的陈映真。

陈映真和他所身处的世界之间，有一个中介，这就是文学。而无论我们把陈映真作为海峡两岸相互了解的中介，还是第三世界的左翼资源，都需要进入到他的文学世界里。这是我为什么以康雄为对象，试图进入陈映真文学世界的原因。康雄这几个形象的转变，都难以用一个单一的维度去理解。康雄的情欲、左翼理想、虚无、信仰奇怪地形成了一个整体。这些东西，同样也是陈映真一直抒写下去的母题。我觉得陈映真迫不及待地，把他早期在压抑状态下的内在体验，外化成了康雄的三个形象。康雄因而成为了一个复杂的形象。这是作为文学者的陈映真的魅力。他通过这样的形象，提供的不是答案，不是革命的可能性，而是一种存在的困境。这种困境可以在时间中被不断问题化。关于左翼、信仰、它们之间的关系、左翼的感情等等，我想这是陈映真以文学，而不是思想，所展现出来的东西。

在这存在的困境之上，陈映真还提供了一种东西。我想这是一种可以称作希望的东西。陈映真不仅在叙述人的被压迫和在时代变动中的命运，不仅是在现实层面上来叙述这些事情，还试图穿透这些事情，在理想的层面上提供一个更高的东西。这个东西把陈映真稳定住了。这个超越现实的希望是什么呢？是社会主义吗？是基督信仰吗？是来自文学和艺术的感悟吗？我觉得都有一点，又似乎不全是。这些东西在陈映真的文学里相互作用。陈映真有段自述是这样的：“文学的根本性质，我觉得，是人与生活的改造、建设这样一种功能，我非常希望我的作品能给以失望的人以希望，让遭到羞辱的人捡回尊严，使被压抑者得到解放，使扑倒在地上爬不起来的人有勇气用自己的力量再站起来，和恋爱快乐的人一同快乐，给受挫折、受辱、受伤的人以力量，那样的文学才有意义。”

文学在陈映真这里可以被看作一个指向彼岸世界的一个路标。这是陈映真的小说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把他和大部分小说家区分开来，就是他提供了一种希望，让读者可以借此想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种更有尊严的生活。有这种希望作为批判现实的底子，他在批判中才会流露出那么多的同情，并进入不同主体的内心，写出他们各自的伤感和无奈来。他在文学里不仅叙述了我们已经拥有的现实世界，还眺望了一个我们可能拥有的彼岸世界。

2011年8月

小记：

这是一篇在台湾发表的会议论文。两岸的隔膜，是历史性的。而这隔膜之深，远不是简单的历史分析可以解决的。文学在这个层面上因而变得重要。文学在根本上是要面对人的感情和生活，面对一些共通的东西。

陈映真的文学让我赞叹。他真的能写出历史的吊诡和人心的微妙。而他的政治性让我感到陌生。据说我们这代人普遍有种政治冷漠症。我想事情没这么简单。

文学的失落，由来已久。市场是讲钱的。学院本应守住一些东西，现在也已经溃不成军。文学院的师生不读作品，反而大谈理论，大谈政治经济，看似更有现实关怀，实际是要付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