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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行李中,我的行李卷是最小、最简单的,跟其他人巨大的行李,笨重的木箱、纸箱相比,有些寒碜。在接到上山下乡通知第三天,家被封了,是因为我们家去了台湾的中统老大,我的大哥在那边发表了一个什么声明,瓜蔓所及,牵引愈多,连累了我以上的所有哥哥姐姐,突然的,房门被贴了封条,别说被褥,我连自己的内衣内裤也没能拿出来。我坐在院里发呆,房门虽然只是被一张纸条阻拦着,我却没有勇气揭起它,走进去。前边的敬老院,夕阳下,几个老人站在毛主席像前在大声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他们每日的功课,唱过之后就可以吃晚饭了。苍老的,不齐整的歌声传到后院,让我更加想念父亲和母亲,不能哭,怕谁进院里撞见,我把眼睛睁得很大很大,抬头望着老榆树干枯的枝,让眼泪在冬日的风里干去。

天黑的时候大秀来了,她听说了我要走的事情,什么也没说,牵着我的左手(我的右手手里攥着北京的户口迁出证明)把我接到六条她的家里。大秀的生活不富裕,因为“文革”,北京的补花属于“四旧”,已经停产,大秀靠什么生活我不知道。那天晚上,在昏黄的15度灯泡下,她给我包了一顿羊肉白菜馅饺子。对我来说,那时候的一顿饺子不亚于今日的一顿盛宴,让我感念至今。大秀遵循北京上马饺子下马面的老礼儿,为明天就要出发的我发脚!

张安达的女儿张玉秀下班过来,送了我一块漂亮的塑料单子,说在农村可以隔潮……那是张安达死后我第一次见到她,个头不高,跟她的母亲一样,长得不怎么样。当售货员的她,有条件给她的父亲买一双时髦的塑料底毛窝,自然也有条件给我买一块别人搞不到的塑料布。张玉秀搁下东西就走了,临走留下她的地址,说缺什么就写信,别委屈了自个儿。

看到我眼泪汪汪的模样,大秀说,一切都过去了,四爷跟四太太走得那么平静,这也是他们的福分。别再想了,出门在外,得学会自个照顾自个,无论遇到什么,都得兜得住,别动不动就翻腾心思,从今往后你就是个新丫丫,莫姜能当卖花生仁的,你就能当个简单的高中毕业生。到了乡下,除非你自己不说,没人能知道这边的事。

依着大秀的交代,我将变成另外一个人,将和戏楼胡同的一切划一道深深的沟。

我泪如泉涌。

大秀说,走之前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吧,把淹在心里的眼泪都倒出来,以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以笑模样对人,别动辄就变脸。

大秀在此刻代替了母亲的角色。

我告诉大秀,我在屋门封条之外加了两把锁,钥匙交给她保存,我坚信,叶家的老七总有出牛棚的一天,西偏院被赶回天津乡下的老姐夫总有回来的时候……

离开北京,等于我是从七舅爷家里走的。

跟着驴车走呀走呀,走得筋疲力尽,远远地看见土崖顶上站着一排人,穿着肥大的棉袄棉裤,抄着手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那些人的脚下是一排窟窿--窑洞。

年轻的队长说,后顺沟到了。

后顺沟,一个兔子也不拉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