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林终于上班了,窘迫的家境得到了改善。虽说大林只是个学徒工,但毕竟每月还有十几元的收入。

淑贞不能让大林一个人养这个家,况且大林也没能力养这个家,她仍背着孩子去拾废品,在拾废品的事情上,她曾和大林有过一番对话,那是大林上班两个月后,两个月对大林来说似乎过了两年,大林比以前成熟多了,铁水烤得他的脸庞又黑又红,淑贞依稀地在大林的身上看到了文师傅的影子。这让她感到踏实,还有一种摸不到的幸福。

大林说:“妈,你别再干那个了。”

淑贞说:“这个家不能苦你一个人。”

大林说:“我行,不抽烟不喝酒,钱都给你。”

淑贞说:“大林,你都上班了,也老大不小了,小秀、小林毕竟不姓文,你以后还要结婚过日子。”

大林就不说话了,把头很深地勾下去。从那以后,大林每个月都如数地把工资交给母亲,淑贞每次都会从大林的工资里余出一元两元的塞给大林说:你也是个男人了,兜里不留两个怎么行。

大林在几天以后,总又是默不作声地把那零花钱塞给母亲。淑贞的心里就很沉重,大林越懂事她心里越沉重。

淑贞每个月不到万不得已并不动用大林的工资,她偷偷地把钱替大林攒起来。她早出晚归地去拾破烂。

终于,小秀和小林知道母亲拾破烂的事了,他们先是听同学说的,他们不信,以为是在侮辱他们,争吵着和同学打起来,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了母亲穿得破衣烂衫,在街边的垃圾堆翻捡着,他们才相信这一切竟是真的。

那天晚上,小秀、小林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们觉得自己毫无颜面,同学的父母,不是党员就是干部,最差的也是工人,有几个人的父母是拾破烂的呢?他们青春年少的自尊心受到了空前绝后的打击。他们用绝食的行为对母亲无声地抗议着,他们一边流泪,一边别着头,不理母亲。母亲就小声地和他们说话,讲生活、讲工作的贵贱。

大林见小秀和小林这样,看不下去了,他放下饭碗,粗暴地把两个人拉到一边,每个人打了一个耳光,然后气汹汹地说:你们有能耐就去当厂长。

小秀和小林从那以后,不敢再抗议了。但他们在外面看见拾破烂的母亲,他们从不上前叫一声妈,甚至发现了母亲,他们都是远远地绕开。在同学面前,他们闭口否认那是自己的母亲。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很多年。

淑贞自然知道孩子们的心理,有时她望着孩子们的背影,那仓惶躲避的小小背影,她的眼泪止不住流出来,她用脏了的衣角去拭泪。

转眼,大秀也高中毕业了,大秀没有理由不下乡了,大秀不可避免地下乡去了。

大秀下乡的地点离家很远,在内蒙一个叫乌拉普的地方。这是大秀第一次远离家门,淑贞自然牵肠挂肚。大秀下乡后不久,便给家里来了封信,她在信中告诉母亲,乌拉普距外蒙边境才几十公里,那里的情况很紧张,半夜时分经常可以看到草原深处会莫名其妙地升起信号弹。他们这批知青,对外叫建设兵团,一手拿锄头,一手拿枪,时刻准备着。那时中苏关系很紧张,乌拉普那个地方距边境又那么近,战争态势又一触即发。

淑贞的心便提紧了,从那以后,她开始关注国际、国内的大事了。淑贞没读过书,不认识字,她一狠心,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整天的,她都会把半导体开着,收听国内外的一些大事。

仅有这些仍显得不够,她在拾废品的过程中,把拾到的废报纸,她认为可能有重要大事的,抖干净,抚平,然后拿回来让大林读给自己听,大林刚开始还显得比较有耐心,逐条地念给她听,后来就烦了。不再读那些过时的新闻。她就求小秀,那时小秀已经读初中了,通常的字也认识了,正是想表现自己的年龄。每天晚上吃完饭之后,小秀都会字正腔圆地为母亲读上一阵报纸。母亲在新闻里,一会儿把心放下了,又一会把心抽紧了。她就在这紧紧松松中,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

有时大秀时间长了不给家里写信,淑贞的心就悬了起来,她三催四促地让大林给大秀写信,她总是亲手把信扔在邮箱里,直到大秀来了信,她才长吁一口气。

逢到年呀节的,她对大秀的思念和挂记达到了顶峰。每次过年过节吃饭时,她总是在大秀在家时常坐饭桌的位置上摆一只空碗,把一些饭菜夹到那只空碗里,然后絮絮叨叨地说一些大秀在家时的种种好处。叨叨絮絮中,淑贞就动情了,眼泪就流了下来,弄得一家人都没心思吃饭,于是就不年不节的了。

以大林为首的3个孩子,都怕过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