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又一个年底,李学军被团里确定转业了,理由是他是全团年龄最大的副营职干部,又没文凭,干到头了。李学军苦干苦熬了这么多年,也够了。这次桂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她没再挽留李学军。团党委定的事,她想挽留也没用。

李学军最大的理想是在城里找一份工作,从农村出来的,城市对农村人永远有着诱惑力。那一阵子,桂花一起同李学军跑工作,两人从没这么齐心过。有关材料复印了若干份,这个单位送一份,那个单位留一份。不幸的是,这些材料都泥牛入海了,找上门去问时,人家说,李学军年龄偏大了,又没文凭,不好用。他们从机关跑到企业,又跑到了公司,没有一家单位肯用李学军。

那些日子李学军的心情挺灰暗的,他自己也没料到,转眼就是一个没用的人了。由于找工作的时间超过了时限,在城里又没找到一家接收单位,李学军的档案关系便被转到老家那个县的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老家政府也是物尽其用,很快便通知李学军工作有了着落,他被安排到老家那个乡当副乡长。副营职军官,当个副乡长,也没算屈才。

在回农村还是留在城市,李学军和桂花又发生了冲突。按照李学军的意思,全家回农村去,自己好赖也是个副乡长,生活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桂花坚决不同意,既然进城了,她就不打算回农村了。她的理由是,不考虑自己,也该为孩子考虑,在城里孩子会接受良好的教育,以后要做个有出息的人。

两人吵了一次,又一次,后来就不吵了,各自想着心事。

终于,在最后的报到期限内,李学军回老家去当副乡长了。

桂花和孩子留在了城里。部队的房子是不能住了,桂花便带着孩子租了间地下室,自己又在一家私人诊所找了一份工作。她给别人打工,孩子上学,艰难的城市生活开始了。

李学军回到乡里,似乎很快就适应了那里的工作和生活。他在电话里对桂花说,我要在乡里盖四间房子,把你们娘俩接回来。

桂花说:“你盖就是八间房我们娘俩也不回去。”

桂花似乎适应了这种两地分居式的生活,本来他们随军后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就不长。孩子似乎早就习惯了没爹的生活,该上学上学,该吃吃,该喝就喝,很茁壮地成长着。

不久,副乡长李学军告诉桂花四间房子盖好了,就等他们回去了。

桂花觉得没什么好说的,便把电话挂上了。

李学军到城里来了一趟,辗转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桂花租的那间地下室。李学军一走进地下室,便没鼻子没脸地说:“这是人住的地方么?这简直是猪窝。”说完摔门就走了,他打的士,直奔乡里,他要回去住那四间新房去。

从此,李学军很少来电话了,桂花也从不给李学军打电话。他们就像两股道上的车,在各自走各自的路。

桂花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在私人诊所里,桂花认识了一个患风湿病的老板,这是个很大的老板,姓朱,据说朱老板要是打个喷嚏全城的人就得有一半人感冒。可惜的是,朱老板患上了风湿病,各大医院都跑过了,就是治不好,或者说没什么效果。最后朱老板死马当成活马医了,就来到这家小诊所,让桂花给他治病。朱老板每次来桂花先是给他针灸,然后又是药疗什么的。没过多久,竟有了效果。朱老板来小诊所的次数就更勤了,他把再生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桂花身上。有时没人的时候,他躺在治疗床上会抓住桂花的手,满眼内容地对桂花说一些感激的话。

从那以后,他经常请桂花出去吃饭,桂花也不拒绝。朱老板每次都说:“桂花,你给人家打工,可惜了,要不你给我当私人医生得了。条件,你提。”

桂花每次都摇头,朱老板也不好说什么。

有时饭吃得晚了,朱老板就送桂花回去,他们双双坐在车后,有时朱老板把一只胳膊伸过来,搂住桂花的肩膀,桂花也不动。

有一次,朱老板一定要到桂花家参观,结果走进了那间地下室,朱老板连连摇头,感叹桂花的生活,同时也钦佩桂花的人品。

生活中多了一个朱老板,桂花觉得和李学军的生活更遥远了。有时一年半载的也想不起他来了,她觉得这样的生活也挺好。

突然间有一天,李学军出现在桂花面前,他神神秘秘地把桂花拉到一个没人的房间,又插上了门,桂花不知他要干什么。李学军又去脱裤子,桂花刚想走出去,结果她就看到了她不愿看到的一幕,李学军患了性病。李学军很无奈地说:“桂花这次算我求你了,帮帮我。我现在在竞争乡长,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事,只有你能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