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子，我的故乡（第13/20页）

他穿着白而挺的长袖衬衫，下摆随便地松在直筒裤的外面，袖子卷着，露着晒成健康色的半截胳膊，又黑又软的头发不经意地披在前额上，有点乱，但不粗野，比他穿着警察制服的样子可爱了许多。他是谁？小成……？我强忍住泪水。

“你……今天又休息？”

“休息。”二勇笑道：“买点东西。”

我看看他手上，“买锁？”

“嗯，我们现在要说服大家都换上这种新锁，保险，防盗。”

“噢，”我接过那锁，下意识地摸摸看看，脑子里却不知在想什么。

“我那个管片都已经换完了，就剩最后一家，说死也不想花这个钱，财迷到家了。”二勇说起他的工作，认真得忘情，“碰上这种抠门儿的，你真没辙，我只好给他垫上吧，要是让小偷撬了门，还是我们的事。”

后来他又说了些什么，我忘了，他是怎么走的，也忘了。我糊里糊涂地走回家来，心里空茫一片，不知是因为失去了什么还是发现了什么，反正心里没滋味。

家里没人，我孤零零地从这个屋走到那个屋，心里突然有点慌，因为我意识到一种沉重的、似曾相识的寂寞感，正在不可抗拒地袭来。我不愿意，实在不愿意再回到这围困了我几十年的寂寞中去。我明白，或许正是因为二勇，这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使我发觉了自己生活的无味。一个人，如果能像他那样，单纯地沉浸在工作和事业中，那大概永远不会感到寂寞和无味的。喝茶看报，养花植草，打打太极八卦，或是提笼架鸟的各处溜达溜达，北京的老人都这么过，不是也自得其乐吗？不不，我是辛苦劳动了一辈子的人，命定享不了闲情逸致的福，有时候，忘我反而是一种幸福。二勇是幸福的，虽然他得去替那个吝啬鬼买锁，花钱搭精神，但谁能说他不幸福呢？我老了，可身体还康健，我可以，也应该去做点什么事情，比方可以到儿子的宾馆去教他们做日本菜，按地道的日本方式摆台、走菜，这方面他们一定干得不地道。

对，这事晚上就和小成说！

“爸，您就消停着吧，出那份洋相干什么！”

小成反对，他几乎不听我说完。

“爸回来到底带了多少钱？是不是怕花完了没处挣去？”媳妇正在擦饭桌，此时也疑心地停下手来。

我不理她，只一味对儿子说：“我不愿意总闲着，闲出病来。”

“外国佬到咱这儿来，吃的就是中餐，烤鸭，川味儿，在外国想吃，有吗？吃哪门子日本菜呀，日本还不是跟中国学的。”

儿子的鄙夷洋人，实在几近一种愚昧的排外。我说：“至少北京有很多日本人，他们爱吃日本菜。”

“爸！我们单位的人都知道您在海外是大老板，您要是去烧菜，摆台，不说明您不过是个厨子，是个跑堂的吗，叫我的脸往哪儿搁？”

啊，原来儿子也怕这个。你的清高，那国粹式的清高，哪儿去了！

我沉下脸，“是的，你爸爸就是厨子，就是跑堂的！我过去寄给你们的钱，现在买这些东西的钱，就是这么挣来的，干干净净！你要是觉得丢脸，可以把它们砸了，扔出去！”

小成呆了，他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发了火，我……我也不知道。

小成当夜失眠，第二天没去上班，躺在床上，早饭也不吃。媳妇和孩子们走后，我坐在他床边，拉过他的手，我想到就是这双手，曾经多么深情地抱过我的腿啊，我心一酸，说：“孩子，是我的脾气不好，你就原谅了吧。”

小成哭了，一张脸扭得很歪，他说他觉得人生无味，从小失去父亲的庇护，孤苦成人，实在没有享过一天福；他抱怨晚辈不懂孝敬，而我，这个没有尽到父爱的长辈，又不能理解他；他还说到他的妻子——在“文革”时期“革命组织”中结识的战友，如今变得怎样自私、怎样俗不可耐，结婚十八年，最近才发现她还悄悄藏着一个婚前的存折，以备将来离婚于万一，只是现在怕物价再涨才拿了出来。如此同床异梦不说，可惜的是，十八年前的五百多块钱，如今只顶三百块用了。小成瞪大一双浮肿的眼睛，气恨地说：也许三百块都不值了！

敏芳，我实在不愿意继续说下去了，小成的这些话已经使我冷战连连。夫妻之间，徒有名分，形似势利之交，哪还有一丝家室温暖可言？但愿这些人间的凉气，不致使你在天堂的琼楼玉宇之中，不胜其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