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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同意，毛成放巴不得成全这门婚姻，好和他那位后妻的哥哥亲上加亲，再说这年月，儿女的事，老的管得了吗。你和毛京不也是十八岁就谈上了，二十岁就生出下一代来了。”

是的，我们十八相爱，二十岁生下后代。幸福那么短暂，结果又那么沉重。而现在，无论怎样证明我们的纯洁与清白；无论向谁述说那永结百年的真诚与郑重，当人们，哪怕是最亲密的朋友最无意的触动，都能使这个永不封口的伤疤流出鲜红的血来。那个充满着药味，重压着沉闷的医院，那个预告了苦难和悲剧的黄昏，总是怦然撞击着我的灵魂，把黑色的记忆撕开。

也许我最先应当想到的，是另一个凛冽的清晨，当毛京的母亲几乎不敢相信地发现儿子的卧室居然春宵苦短时，竟气恨得欲哭无泪，欲骂无声，几乎昏厥过去。她万没想到她的独生儿子，她的优秀的儿子，她的最最听话的儿子，她的希望之根，竟会干出这种大逆不道，辱没家门的事体来。她气急败坏哆嗦着身子站在我的面前声嘶力竭：“你们这些女孩子呀，怎么可以这样住到别人家里呀！怎么这样不懂规矩呀！”毛京插在我们中间护住我：“妈，是我留她住的，天太晚了她回去不方便。”母亲打了儿子一个耳光，毛京红着脸哭了，母亲也哭了。然而她毕竟把这事瞒下了，没有向毛京那位严厉的父亲禀报。这位旧式妇女是毛成放参加革命前的原配，虽是父母包办，毕竟结发夫妻。解放后她进城找到毛成放，并且为他带来一个极俊秀的儿子。是毛京维持了这对不那么般配的夫妻，是毛京巩固了毛成放对这个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一晃十九年。

从那次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毛京不敢再领我回家。他被他父母连吓带哄地弄成了一个可怜的驯服工具，甚至有几个星期连话也回避和我说。他大概一点也不知道我是多么想他，想他的眼睛，想他的身子，想他的抚摸，那双忽而温柔忽而鲁莽，忽而胆怯忽而放肆的手啊……毛京，我爱你我恨你，你干吗躲着我？你害怕了？你要害怕当初就别碰我了，你要是个汉子就什么都别怕！我知道你幻想着北大荒，幻想着高唱进行曲去闯天下，当一个无私无畏的红色青年，那么你放心好了，我们的事我不会说的，不会连累你的，我只要知道，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在我整夜整夜辗转反侧的那些天，在我最苦闷最寂寞最七上八下的时候，我最不能忍受你在排练场上那种若无其事的样子，你兴高采烈地和人有说有笑，故意不向我这边看上一眼，那一刻我竟会突然生出一种被欺骗被玩弄的痛恨，你干吗这么轻松，干吗这么高兴！

男人，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我只能回家痛苦，发誓再不理你。毛京，你应当原谅我，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在这种心情下，才私自做出那个重大决定的。

我决定接受哥哥的安排，去考北京军区文工团。文工团管招生的老马，大哥认识，大哥已经替我寄了报名信，并且恨铁不成钢地骂了我不止一次。他长我十岁，比父亲还严厉。

“告诉你，好多人想报名还轮不上呢。现在年轻人都想搞文艺。我告诉你，过这村没这店，将来你没工作家里可没人老养着你。”

于是，我一手接过父亲给我的盘缠，一手揣起兄长塞来的介绍信，心神不属地挤上北去的列车。毛京，这不能说明我背叛了你。

大概是托福于大哥的介绍信，考试之简单几近走过场。我在北京住了四天，考试之外，还看了场《白毛女》。那时上海舞蹈学校芭蕾舞团正风靡一时，天桥剧场门庭若市。二十年过去，我那时当然不会想到今天，为了看毛家那位女孩的一段伴舞，或者说，就是为了看看毛成放的这位养女，我又一次回到这里。

“人的命运真偶然，”肖琳从半旧的座椅上站起来，剧场里已经灯光大亮。她一边伸着懒腰一边万千感慨，“当初你要是参军了，到现在当不上歌舞团的团长，至少也是个小有名气的编导了。”

我也站起来，散场的人群面无表情地向后方的太平门拥去，塞满了芸芸众生的过道显得死气沉沉。我想，这就是大城市，胸贴胸，背靠背，谁也不认得谁。

这更使我相信自己已经脱胎换骨，已经注定离不开那片养了我多年的山区。那山区总是多雨，烟一样的雨总把山岗染得浓绿，那浓绿总执拗地显示着自然和生命的原色，总与孩子们的歌声笑声和谐一律，使人依依。

人的命运真偶然。我不是文工团长，不是编导，更没有小有名气，我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教师，一个穷乡僻壤里无儿无女无伴的教书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