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第3/13页）

外乡人没有和父亲一起回家，而去了他以前从未听闻过的小城烟。他要去找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曾经有过一个名叫杨柳的女儿。杨柳十七岁时在上海因车祸而死。她的角膜献给了外乡人。这些情况是他病愈时一位护士告诉他的。他在那家医院的收费处打听到了杨柳的住址。杨柳住在小城烟曲尺胡同26号。

上海通往烟是一条柏油马路，在那个初秋阴沉的上午，重见光明后第三天的外乡人，用他的眼睛注视着车窗外有些灰暗的景色。他的邻座是一位老人，老人尽管穿戴十分整齐，可他身上总是散发着些许鱼腥味。老人一直闭着眼睛，直到汽车驶过了金山，老人的眼睛始才睁开，那时候外乡人依然望着窗外。在汽车最后四分之一的行程里，老人开始说话。他告诉外乡人他叫沈良，是从舟山出来的。老人还特别强调：

“我从出生起，一直没有离开过舟山。”

他们的谈话并没有就此终止，而是进入了几十年前的那场战争。事实上整个谈话过程都是老人一个人在说，外乡人始终以刚才望着窗外的神色听着。

老人如同坐在家中叙述往事一样，告诉外乡人那个名叫谭良的国民党军官与十颗定时炸弹的事。在汽车接近小城烟时，老人刚好说到一九四九年初的夜晚，谭良走出小城烟，回首完成最后一瞥时，看到小城像一片竹林一样安静。

在汽车里接近的小城，由于阴沉的天色显得灰暗与杂乱。老人的话蓦然终止，他看着迅速接近的小城，他的眼睛像是一双死鱼的眼睛。他没再和外乡人说话。有关谭良后来乘坐的帆船被海浪击碎一事，是过去了几天以后，在那座水泥桥上，老人与外乡人再次相遇，他们说了很多话，外乡人是在那次谈话里得知谭良葬身大海的。

汽车驶进了小城烟的车站。外乡人和沈良是最后走出车站的两位旅客。那时候车站外站着几个接站的人。有两个男人在抽烟，一个女人正和一个骑车过去的男人打招呼。外乡人和沈良一起走出车站，他们共同走了二十来米远，然后沈良站住了脚，他在中午的阳光里看起了眼前这座小城。外乡人继续往前走，不知为何外乡人走去时，脑中出现沈良刚才在车上叙述的最后一个情景——谭良在一九四九年初离开时，回首望着在月光里像竹林一样安静的小城。

外乡人一直往前走。他向一个站在路边像是等人的年轻女子打听了旅店，那女子伸手往前一指。所以外乡人必须一直往前走。

他走在一条水泥路上，两旁的树木在阴沉的天空下仿佛布满灰尘似的毫无生气。然而那些房屋的墙壁却显得十分明亮，即便是石灰已经脱落的旧墙，也洋溢着白日之光。

后来他走到了那座水泥桥旁，他站住了脚。那时候有几千民工在掘河。他走上了水泥桥，站在桥上看着他们。于是他看到几个民工挖出了一颗定时炸弹。正是那一刻里，炸弹之事永久占据了他的内心。而曲尺胡同26号与名叫杨柳的少女，在他的记忆里如一片枯萎的树叶一样飘扬了出去。

五

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夜晚，我与往常一样，离开了临河的寓所。

我小心翼翼地将门关上，尽量不让它发出声响。我这样做是证明自己区别于那些粗俗的邻居，他们关门时总要发出一种劈柴似的声音。然后我走上了那条散发着世俗气息的窄小的街道。

那是一个月色异常宁静的夜晚，但是街上没有月光，月光挂在两旁屋檐上，有点近似清晨的雨水。我走在此刻像是用黑色油漆涂抹过的街道上，这条街道与城内所有的街道一样，总是让我感到不安。黑暗并不能让我绝对安心。街道在白天里响彻过的世俗声响，在此刻的宁静里开始若隐若现。它们像一些浅薄的野花一样恶毒地向我开放起来。

我在走过街道时，没有遇上一个人。这是我至今为止最愉快的一次行走。所以我没有立刻走上横在前面这条城内最宽阔的大街，而是回首注视那条在月光下依旧十分黑暗的街道。刚才行走在上面的不安已经荡然无存。我迟迟没有继续往前行走，是因为我无法否定自己再次走上那条街道的可能。

我在路口显示出来的犹豫并没有持续多久。一个人，确切说是一个人模糊的影子在那条街道上展览出来，他的脚步声异常清晰。他脚上的皮鞋在任何商店都可以买到，而且他还在某个角落的鞋匠那里钉上了鞋钉。他走来的声音使我无法忍受，仿佛有人用一块烂铁在敲我寓所的窗玻璃。

我在路口的犹豫就这样被粉碎了。我转身离开路口，往右走上了宽阔的大街。我尽量使自己走得快一些，我希望那要命的鞋声会突然暴死街头。然而我前面同样存在着不少危险，我在努力摆脱后面鞋声的同时，还得及时避开前面的行人。在避开时必须注意绕过路旁的梧桐树和垃圾桶，以及突然出现的自行车。这种艰难的行走对我来说几乎夜夜如此。夜色虽然能够掩护我，可是月光和街道两旁的灯光将这种掩护瓦解得十分可怜。当我身上某个部位出现在灯光里时，我会突然地惊慌失措。尽管白天我有时也会走上这条大街，然而由于光线对街道的匀称分布，使我不会感到自己很突出。我觉得自己隐蔽在暴露之中。而夜晚显然是另一种情况，就是现在这种情况。现在我已经走过那家装修过十五次的饭店，这时后面的鞋声已经消失，事实上这时我处于各种杂乱声响的围困之中。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走入安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