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边提供的内幕

“任何事物都像椭圆形的鸡蛋，有两个焦点。”这话还是费边说的。我又一次引用了费边先生的语录，不知道是否已经让大家感到了厌烦。正如我的另一篇小说写到的，费边是我们当中最出色的诗人哲学家。他能对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事情及时地作出判断和分析。这个案件发生之后，费边立即中断了他在北京的游学，赶了回来。一回到济州，他就像一个私家侦探似的，经常夜不归宿，忙着与相关的人拉关系，收集材料。当然，和他采访到的许多证人一样，他是不愿公布他的调查结果的——既不愿把文章写出来发表于报端，也不愿在关键的时候出庭作证。他只是愿意私下和朋友们聊起此事。“任何事物……”这句话，就是他在一次私下交谈中随口溜出来的。我当时真想问问他，要是遇到个双黄蛋，那该怎么办？

就是在那次交谈中，他忍不住向我透露了一点内幕，说“曹拓麻住院期间可没有闲着”，“他忙得很呐”。

什么鸟内幕啊！这事谁不知道？这个哲学家是怎么搞的，把众所周知的事实当做宝贝蛋一样捂着，就不怕人笑话？

不过，话说回来，他提供的那些细节还是很可贵的。大家虽然知道一些大概，可是知道得并不详细。没有必要的细节，它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流亡作家纳博科夫（1899—1977）说得好，细节就是上帝。

如上所述，甘洌博士很够哥们儿，先给曹拓麻办了住院手续，然后又根据他的要求，给他办理了“病危通知”。拿到“病危通知”，曹拓麻就对甘洌说：“博士，你看我已经病危了，不能轻易活动了，帮人帮到底，请给我的一个朋友发一个传真。”甘洌问发什么传真，曹拓麻指着“病危通知”说，就发这个。当甘洌为了抄写传真号出去找笔的时候，曹拓麻改变了主意——那个传真号可不能随便给人看。因此，甘洌最后拿到的是一个错号。当他拐回来对曹拓麻说传真发不出去的时候，曹拓麻说：“没办法，连记忆都出了毛病，看来我真的病危了。”甘洌照例又安慰了一通曹拓麻。曹拓麻说：“这样吧，你想办法去把我儿子找过来，对他说我已经病危了，让他来看我一眼。”

正如费边所说，尽管这个案件中有许多疑点，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曹拓麻在住院期间和外界的联系大都是通过他的儿子曹淇进行的。俗话说得好，打虎还要亲兄弟，打仗还需父子兵。在最关键的时候，曹拓麻首先想到的还是他那个不争气的儿子。

曹淇是在10月20号的晚上9点多被甘洌拉到人民医院的。这一天，甘洌也真是忙得够呛。把小闵渊弄到手的时间是晚上8点半，将他安排下之后，甘洌博士立即根据手下人提供的线索，马不停蹄地奔赴康佳俱乐部。他没有亲自去康佳的地下室，而是让手下人用一条麻袋（其实是一条装尿素的塑料编织袋）把曹淇弄了出来。因为吸毒过量，曹淇那时候已经进入了仙境，觉得钻在麻袋里非常舒服。到了车上，当别人要把他从麻袋里取出来的时候，他气坏了，打着滚，高声骂着：“妈那个×，就让我套着呗。”从麻袋里出来之后，他想亲自开车，这让甘洌感到很为难。对待这样的公子哥，甘洌和别人一样，历来黔驴技穷。这次因为时间紧迫，甘洌没有再去费口舌，他使了一个眼色，手下人立即像逮鳖一样，使曹淇肚皮朝上，然后把他给捆住了。

到了医院，甘洌急着去看望那些前来慰问小闵渊的领导，就把曹淇丢给了曹拓麻。曹拓麻一看见儿子，就说：“我的小祖宗哎，你终于来了。”可是，不管他怎么叫，他的小祖宗就是不吭声。曹拓麻急了，让孙惠芬把“病危通知”递给了曹淇。当曹淇说“你怎么动不动就来这一套”的时候，曹拓麻的泪流了下来。

曹淇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变乖的。以此看来，曹淇并不像他的朋友们所说，是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对曹淇来说，他的虚无主义有一个重要前提，即老爹手中一定得握有实权，否则，即便让他当虚无主义的大师，他也不干。当曹拓麻把事情的经过大致讲了一下之后，曹淇立即从虚无主义退化到了实用主义和感伤主义。他也哭了起来。

“哭什么哭？”曹拓麻对儿子说，“我还没死呢。去把传真发出去。”

因为是让儿子发的传真，所以曹拓麻这一天发出去的并不仅仅是“病危通知”。曹淇的脑袋瓜还是比较灵的，他对曹拓麻说：“是不是在这张纸上再写几句话，如果在原件上写不方便，那就先复印一下再写。”曹拓麻批准了这一请求。过了一会儿，当曹拓麻字斟句酌地在“病危通知”的复印件上写下几句话的时候，曹淇却找不着了。曹拓麻让孙惠芬去找，孙惠芬在外面找了一圈儿，回来对曹拓麻说，他还在厕所里站着呢。又等了好一会儿，见儿子还不出来，曹拓麻急了，只好去厕所叫他。在那里，他看见曹淇蹲在坐便器上一边战栗一边哭泣。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一看那个阵势，就知道儿子的生殖器又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