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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大案现场的目击者为数不少。他们在向人介绍当时的情景时,最乐于讲述的就是杨红的表现。他们的说法在有一点上是惊人相似的,那就是杨红从银行运钞车上提着款箱往那辆面的上送的时候,一点也不慌张,“就好像她不是在抢劫,而是把樱桃从这个车上卸下来,再放到另外一辆车上。”前面提到的我的那个在本地当记者的朋友,这样对我说。他当然不是目击者,因为事发的时候,他正和我在KTV包房里酣睡不醒呢。不过,他那个在火车站当售票员的老婆是个目击者,这番话,大概是出自他老婆之口。

另外一个参与了案件采访的记者,在和我聊天的时候,也提到了杨红当时的表现。“那真叫胜似闲庭信步。”他说。他得意地告诉我,他在写给报社的通讯稿件中用了这句话。“当然,我们的头儿把这句话给我画掉了。”他连发感慨,“这一改,意境一点也不剩了,但有什么办法呢,胳膊扭不过大腿啊。”

还有一种说法更绝,说杨红就像在演电影或拍广告片,开始还有点慌张,可演着演着就老练了起来。其中还有一次,她在半道把款箱放了下来,用小拇指捋了捋鬓角的头发。

见到杨红,我把外面的这些说法都讲了。她听了之后非常吃惊,最初还以为我提到的是另外一个人,她说:“其实我当时还是很慌张的。马恩对我说过,‘你不要慌,有我在,你就不要慌。’可我还是心慌。心一慌,我就走不成,光摔倒。我只好把脚步放慢。开车走的时候,马恩腾出手来,抱了我一下,说我表现得很出色,我一下子就哭了起来。你能说我不紧张吗?那些记者们就会瞎扯。”我又提到了她在半道把款箱放下来捋头发的细节。这一点她记得很清楚,说确有此事。“我当时觉得有一颗子弹进了我的耳朵,我想把它掏出来。没掏出来,我就歪着头,蹦了两下,想把它从耳朵里倒出来。以前我游完泳的时候,经常用这种法子。没有倒出来,我就想,这一下我死定了,不过死就死了,能跟我的马恩死在一起,也就心满意足的。真的,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上了车,马恩抱我的时候,我还以为我是死着呢。直到我听见我在哭,我才知道我还没死,还活得好好的,于是,我就哭得更凶了。”她又提到了记者们,说,“你别听他们瞎扯,他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这次在牢里见她的时候,他们三个人还没有接受审判。事实上连我也不知道她会不会被毙掉。我估计她每见到一个人都要问她能关上几年,问马恩能关上几年。她自言自语地说,千万别关五年,五年时间实在太长了,出来已经三十多岁了,女人一过三十就没什么意思了。她还问判刑之后,能不能看电视。在她看来,不能看电视和见不到马恩是她最难忍受的两大痛苦。她喜欢看卡通片,特别是日本和美国拍的卡通片。她说,以前她当老师的时候,除了课本上的东西,她就没什么好给学生讲了,现在不一样了,她肚里装满了各种卡通故事。她说,在牢里住几年出来,她还想去当老师,她要给学生们好好讲那些卡通故事,“你看,我这些年并没有白混,我长了不少见识。我时刻都想着在里面过几年,就回去接着教书。”

她的滑稽而美好的愿望在多天之后随着一声枪响,都上了云霄。杨红曾对我说过,她其实是一个非常胆小的女孩。她说,直到今天,她见到一只毛毛虫都吓得要命。她的说法得到了看守们的证实,看守们对我说,有一天夜里,有一只蟑螂爬进了女犯们的房间,把杨红吓得几乎晕了过去。可就是这样一个见到一只蛐蛐似的昆虫都要吓得闭气的女孩,却是一连串杀人事件和“四九”大案的直接参与者。在她的讲述中,有这样一个细节。马恩端着枪朝陈栓保补射第二枪的时候,有一根树枝碰巧掉到了马恩的面前(被陈栓保踩断的一根树枝),杨红担心马恩被树枝绊住,就弯了腰,把那根树枝捡起来,放到了一边。而与此同时,枪响了。栓保像一个沙袋,从树上掉了下来,“将山坡上的碎石子溅起了一颗,刚好溅到了我的脚上,把我都快疼死了。”她说。说这话的时候,她还把裤管卷了卷,让我看被石子溅疼的地方。我没有看到被石子溅伤的痕迹,我看到的是被脚镣磨得发紫的一圈皮肉。

她确实深爱着马恩。就在这次交谈中,我在别的地方听到的有关她和马恩的恋爱故事的传说,在她这里得到了证实。是的,我确实听到过这些传说,而且传得都有鼻子有眼,仿佛他们都亲眼目睹了一样。我后来得知,这些传说,基本上都是从参与案件侦破、审理、记录的有关人员那里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