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第2/18页）

范强还特意提到了他的母亲徐雁——幸亏他提到了徐雁，否则华林一时还搞不清他到底是谁呢。华林上次见到范强，还是在一九八九年，那时候，范强还是个说话奶声奶气的孩子。三年前，在得知范强考到临凡商业专科学校的时候，他曾给范志国和徐雁寄去一千块钱，恭贺他们养子成龙。范志国当时给他回了信，并邀请他在合适的时候回阳城一叙。华林怎么也难以料到，范志国现在竟然死了。

他问范强，老范是怎么死的，可范强支吾了半天，也没有讲清楚。后来，被他问急了，范强突然说：“华叔叔你不要替他伤心，他死的时候，是挺快乐的，甚至说得上幸福。”范强说他是在临凡车站售票处的外面打的电话，还说自己很快就要到汉州，现在先问他和吴阿姨好，让他们保重身体。电话中的噪音越来越大，而范强的声音却越来越弱。华林正要让他代问他母亲好，电话突然断了。他等着范强再把电话打过来，可平时非常繁忙的电话，整个上午却再也没有响过。

整整一天时间，范志国的死就一直在他脑子里徘徊不去。他想起他的某个通讯录上记有范志国和徐雁家里的电话号码，就开始翻箱倒柜地寻找那个巴掌大的本子。后来，吴敏提醒他——他过了一会儿才知道，那是吴敏对他的嘲讽——会不会把电话记到哪张卡片上了，于是他又开始倒腾那些卡片。他的卡片通常都放在吴敏吃过的巧克力盒子里，所以这一天的地板上到处都是巧克力的空盒。当他心急火燎地四处翻找的时候，吴敏养的那只名叫乐乐的小狗简直要高兴死了，它把那些盒子和卡片当成了没有骨头可玩时的替代性玩具，将它们叼得满屋子都是。趁他不注意，它还把一张卡片叼进了阳台上的狗窝。那张卡片上所记录的，恰恰是他昨天一直在寻找的胡适先生的一句话：

我们若不爱惜羽毛，今天还有我们说话的余地吗？

华林跟着小狗来到阳台，终于在狗窝里找到了他的通讯录——他怀疑是吴敏把它放在那里的。他照着上面的号码往阳城打了几个电话，但每一次，他听到的都是同一个小姐的声音：“你拨打的号码并不存在，请查后重新拨号。”这天是星期五，下午是例行的政治学习时间。华林也去了。在开会期间，他突然决定要往阳城跑一趟，并打电话给吴敏，让她赶快给他准备两件干净的衬衣：“最好有一件黑的；如果黑的还没有洗，那我就带上白的；如果白的也没洗，那就赶快替我买一件。”

顺便说一句，就像他没有料到范志国会突然死去一样，他同样没有料到，就在他准备着去阳城的时候，给他打电话的范强正要到汉州来。范强已经买好了到汉州的车票，并且还要比他的华叔叔提前一个小时登上火车。和他的华叔叔不同的是，这是一次通向未来的旅行。到七月份，他就要大学毕业了，去汉州，就是想让华叔叔和吴阿姨给他找一份像样的工作。他的那张车票倒是提前预订的，但他是个穷光蛋，所以他订的只是一张硬座车票。

而对于经常坐飞机的华林来说，坐硬座旅行，实在是个例外。没办法，他走得实在是太急了。事实上，如果他手中没有那两个宝贝证件的话，买那样一张硬座车票，也得像范强那样提前预订。他的那两个证件，一个是记者证，是他在报社工作的朋友给他搞来的；一个是人大代表教员证，是他给人大代表们讲课的时候，求着工作人员给他补办的。它和人大代表证基本相同，只是在相片下面的一个不起眼的小空格里，多填了“教员”两个字（这让他可以在关键的时刻打个漂亮的擦边球）。在候车室里，他就是拿着这两个证件去找的售票员。售票员对他说，他要是明天走的话，她现在就可以给他一张软卧车票。可因为有那两个证件在手，他一点都不想领她的情。“明天？我是去参加葬礼的，我没有权力更改人家的葬礼日期。”他抖着手中的证件，对着售票口旁边的传声器喊着。他的理由实在是无可挑剔。售票员不得不去和他要乘坐的1164次列车联系，并亲自把他送进了车站。“愿你旅行愉快。”售票员急着往回赶的时候，突然对他说，“不要担心，列车服务员会替人想办法的。”可是，火车早已驶出了汉州车站，还没有一个服务员进到车厢里来。他想，这一次他大概真的要在硬座车厢里耗一个晚上了。

每逢遇到不痛快的事，就像昆虫会紧贴着叶脉或钻到花蕊之中躲避风雨一样，华林总是会逃到报纸当中去，借阅读报纸来打发难挨的时间。华林的那些卡片，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从报纸上摘下来的。每次出门，他总要事先买上几份报纸，在途中慢慢享用。由于这次走得太急，一份也没有买，所以他只好去蹭别人的报纸。他旁边的一个工程师模样的人，正在看一份叫做《生活月刊》的杂志，他就把脑袋歪了过去。他瞥见上面有一幅卡斯特罗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握手言欢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