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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中秋之后到来的小戏班子给老人们带来的欣喜是可想而知的。戏班子从班主到演员，几天前都还在自家田里收谷子，打好晒好，颗粒归仓之后，才背上箱柜行头出门来，从现在到春节之前这段时间，他们演出的上座率将决定他们来年春节是快乐还是不快乐地过。对于庄户人来说，这很重要。

今天到镇上来的这个班子只有十一个人，包括生旦净末丑外加琴师鼓师打杂师，平均一个人担任了三个以上的角色。之前，他们在另一个镇演出了两场，其最大的收获是他们的当家武生在做一个高难度的空翻动作时扭断了腿，这不是因为他想逞强，而是现在的观众眼刁，只要演得稍稍不到位，明天就别想再卖票。你别小看那二元一张的票，那可是戏班子的命。

因为出了演出事故，在邻镇他们算是没命了。他们来到这个小镇时，已经改任售票员的武师仍掩饰不住自己的忧伤。他的腿上绑着石膏和绷带，很无望地坐在剧场门口，这对于一个曾经在舞台上骄傲而自豪的武师来说是非常残酷的，但这又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总不能再让别的人来卖票吧，因为他的受伤，别人的活就更重了，他在门口展览自己的伤腿时，自责显然是多于屈辱的。

这时离演出还有两个小时，今晚唱《长坂坡》，饰演赵子龙的武生正在舞台下用三个石头架着一只锅煮红苕。他的妻子——即将在剧中演刘备夫人的青衣正坐在旁边的石头上给年幼的儿子喂奶。在化妆之前，他们跟川西坝子里所有的中年农民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他们的眼神里稍多了一丝忧伤，这是艺术对他们的唯一惠赐。

与此同时，兼职演刘备的班主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几分钟之前，他得到一个消息，他亲手培养出来的女弟子，这个班子的当家花旦——他们今晚的卖座保证突然离他而去了，据说是投奔到另一个班子去了。那个班子的班主给他许愿说每场演出多给1元5角钱出场补贴。人总是往高处走的嘛！他这样叹着。

正在这时，他派出去找帮手的人回来了，带来的消息不算太让人失望——因为人手少的原因，他们每到一地都得请当地的票友来充充场子。今天，他派人去请的鼓师正好有空，他说他还能帮一次忙，下一次就不知道还敲不敲得动，毕竟他已经老了。

太阳一点点落下山去，

月亮一点点升上天来。

在蓝色夜雾中，小镇响起了久违的川剧锣鼓声。七村八乡的乡路上，隐约能看到一个个苍老的身影如朝圣般寻着锣鼓声往同一个方向走去。这天夜里，老人们都觉出今年的戏班又比去年差了很多，但都没有忍心喝出倒彩来，这使演刘备的班主非常感动，他唱到摔阿斗时，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摔出了眼泪。在售票处，裹着石膏的武生也哭了，照理说今晚破天荒多了一百多张票，他不应该哭的……

爷爷骗猪

那是上世纪70年代的故事，当时我只有4岁，但大致已记得一些事了。其时“文革”已进入尾声，物质供应依然紧张，正因为如此，革命大小将们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热情也大不如前了，因为他们也已开始明白“革命也要吃饭”的道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爷爷从乡下抱回一头猪来。

小猪的样子很可爱，颇有点像多年后看到的美国电影里那只梦想当牧羊犬的猪宝贝。只是与那只用高科技武装起来的小猪不同，我们养的猪不会讲话，但它的眼神和肢体语言却能大致表达它的意愿。无论肚子饿了还是想拉屎了，都能看得出来。它还有一个别的任何猪都没有的优良品性——决不乱拉屎，不把它放出屋它是决不会拉的，即使胀得面红筋胀乱跳也一样。

当铁匠的爷爷一下班就侍弄那头猪，他把从菜市场捡回的菜渣铡得很细，然后再加些淘米水煮成稠稠的粥端给小猪，通常这时也是我的吃饭时间，我也会端上一个小搪瓷碗坐在猪的对面，爷爷就用慈爱的眼光看着我们两个小东西一边吃一边成长。

小猪是个非常贪玩的家伙，它对这个世界有着永远无法消弭的好奇心。它总是像风一样不停地在爷爷家那座旧式的老庭院里穿进穿出，一会儿在天井里拱拱青苔，一会儿到皂角树下对着蚂蚁洞撒尿。在那一百多平方米的小院里，像养了五头猪一般，抬头低头都能看到它的影子。

随着它一天天成长，它对外面的世界也多了幻想和好奇。它开始喜欢跟爷爷和我出去散步，很长一段时间，在离爷爷家不远的铁路边，我们仨成为夕阳下的一道风景：爷爷后面跟着我，我后面跟着猪。

有时，爷爷加班，不能带我们出去，小猪就会显得很郁闷，它会百无聊赖地卷着尾巴在大门口静静地往外看，那眼神，与任何一个盼望大人回家的小孩并没有什么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