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夜与雾 12

家玉是在这天凌晨离开的。院方所推测的死亡时间，是在三点到五点之间。

护工小夏夜里起来上厕所。她坐在马桶上，无意间发现，卫生间上方吊顶的铝扣板，掉下来两根，露出了里面的铁柱水管。她没觉得这事有什么蹊跷，回到钢丝折叠床上，继续睡觉。

黑暗中，她听见家玉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小夏就问她想不想喝水？是不是很难受？要不要叫大夫？家玉只回答了一个字。

闷。

当小夏再度从床上醒过来，特需病房已经挤满了大夫和护士。她看见卫生间铁管上悬着丝带，地面上有一滩黄黄的尿迹。已经太晚了。

由于长途奔波的疲惫和缺乏睡眠，端午显得格外的平静。倦怠。麻木。轻若无物的平静。他的泪腺分泌不出任何东西。他在心里反复盘算着这样一件事：如果医生的推测是准确的话，家玉踮着脚，站在浴缸的边沿，试图把轻若无物的丝巾绕上铁管的时候，正是在他赶往机场的途中。

他来到了妻子生前住过的那个病房。由于床位紧缺，那里已经住进了一个干瘦的老头。他是邮电局的离休干部。目光已是相当的微弱和胆怯，可仍在床上和护士、家人大发脾气。强行注射的镇静药，显然也没能让他安静下来。骂人的话从他那衰败的声道中发出来，带着嘶嘶的痰音，听上去反而像温柔的耳语。原来，他不喜欢这个房间号。514的谐音，就是“我要死”。他坚决要求更换房间。一辈子烂熟于心的唯物主义，拿他的恐惧没有办法。住院部的一位主任赶到了现场。他想出了一个“人性化”的处理办法，当即命人更换了门上的铁牌，514换成了555。老头这才心满意足地进入了梦乡。

小夏仍然留在那个房间，不过是换了一个伺候的对象罢了。见到端午，她只是默默地流泪，让端午既惊讶又感动。端午给了她500块钱，她怎么也不肯收。

黄振胜大夫上午有两台手术。直到下午三点，他们才在住院部对面的一家“上岛”咖啡馆里见了面。

黄大夫是一个直率的年轻人，说话有点啰嗦。他向端午表示，病人在他们医院自缢身亡，院方和他本人都是有责任的。这一点，他很清楚。他告诉端午，既然他当初决定收治这样一位没有亲属陪伴，且户籍又不在本市的危重病人，就没想到过逃避什么责任。如果遇到蛮不讲理的家属，和院方大吵大闹，甚至于为此提起诉讼，也并非没有理由。

但他希望端午不要这样做。

“如果我们当初拒绝收留她的话，她很可能在一个月前就已告别人世了。你恐怕也知道，作为一个医疗机构，院方首先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并不是救人，而是法律上的免责。这是公开的秘密。全世界都是如此。如果在美国，你即便想做一个小小的阑尾炎手术，医患之间的协议，也可能会长达五十多页。也就是说，我们当时完全有理由拒绝她，让120急救车带着四十度高烧的病人，去下一家医院碰运气。”

黄振胜劝端午换个角度，站在病人的立场上来思考这个问题。所谓的换个角度，即便黄大夫不说，端午也能想象出来：

病人身上的癌细胞已经转移。至少有两个不同的类型，三到四个不同的部位。她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按最为乐观的估计，也不过半年。抛开代价高昂且难以承受的医疗费不说，作为大夫，他当然知道，这最后的半年，对病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家玉这样一个希望保留自己最后一点做人的尊严的病患……

“也许作为大夫，我不该说这样的话。眼下的这个事情，显然让家属难以接受，但作为病人来讲的话呢，却并不是一个很坏的结果。”

端午一脸麻木地听他说完，中间没有插一句嘴。似乎黄大夫正在谈论的，是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最后，端午感谢黄大夫在最近一个月中，对妻子给予的救治和照顾。至于说追究院方的责任，他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何况，他也从来不认为院方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存在任何过错。

听他这么说，年轻人一激动，就把脸凑了上来，压低了声音，用十分欧化的句子提醒他，在听到自己下面的一段话时，不要感到吃惊：

“我也许在三天前，就已察觉到她自杀的迹象。当时，她已经开始向我询问，倘若在网上购买氰化钾一类的药物，是否可靠。我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说服她，打消这个念头。不过我还是暗示她，到了最后的时刻，我可能会在医生的职业道德许可的范围内，给她加大吗啡的剂量。今天凌晨，我在家中被特需病房的电话惊醒了。我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在和他告别时，黄大夫告诉端午，他已经嘱咐院方，在为她开具死亡证明时，忽略掉“非正常死亡”这样一个事实。这样，端午在办理异地火化的相关手续时，也许会省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