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风

起风了。

激飏狂飙的风裹着降隆雷声自日本海而起，斜掠过日本全境，以不可抵挡之势直扑太平洋而去。这是每年要扫荡日本的季风，随风而来的是滂沱大雨和那只有岛国才有的地崩山摧的炸

雷。

窗外，天空阴暗，狂风如吼，大树摇曳，骤雨击窗；窗内，书案前我在电脑屏幕上敲出“风”这个题目，题目的下面许久是一片空白。

我不知自己能否将这股飘忽不定的风抓住，也不知能否将这个远年的故事讲得清楚，用逻辑来推断，它并不丝丝入扣，内中满是不可理喻的矛盾和超乎人之常情的东西，因为其中有不少关键环节被风带走了，带往未来，成为永不可知。

说的是鬼子和汉奸的事情。鬼子是真正的鬼子一日军华北特别警备队六支队少佐西垣秀次；汉奸也是真正的汉奸一华北临州保安队队长史国章。

保安队是日伪时期地方汉奸民团组织，能为队长者当属亲曰之中坚，我们在《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等反映华北地区抗战的影片中见识过不少这类角色。汉奸的装扮也是千篇一律，纺绸浅色裤褂，黑礼服呢尖口布鞋，腰扎板带，头顶礼帽；帽子摘下，是个猫儿添过似的大分头。手中上下飞舞的盒子枪，该是人物的点睛之处，特别是用枪杆将帽檐朝上一顶的动作，竟成为以后中国银幕上、舞台上此类人物的表演程式，非此而不是保安队也。

汉奸史国章本人虽没有照片留下，却有着详尽的相貌描述：国字脸，浓眉大眼，不苟言笑，朴实无华，衣着干净朴素，裤子上还挂着补丁。据描述者说，那补丁缝得精密平整，针脚匀称，和史国章鞋里的鞋垫一样，均出自赵庄老多儿之手。老多儿者，百里佳人也。老多儿既非地主之姨太太，亦非阔家之大小姐，却是地地道道贫下中农的女儿。父亲赵老贵，一辈子窝囊，养下六个女儿，没有一个儿子。老多儿行六，名为“多”是养够了的多余，北方人以老谓小，河北人言语“儿”音颇重，小多就被喊成了老多儿，平添了乡土味颇浓的亲昵与可爱。

我是在五月，小麦即将开镰的时候由东京来到临州的。受人之托，打听史国章。

下了火车便住进车站的旅社，我的中国身份证给了我极大的方便。

我顶着烈曰走在临州的街上，柏油路是新修的，有狗在路上

悠荡荡、荡悠悠地散步，见车来了也不躲。树阴下有卖冷饮的摊子和打台球的桌子，几个光着脊梁的闲人在有一搭没一搭地打球，这项很高雅的绅士活动一旦搬上大街，不知怎的，给人一种似跑了汽儿的香模的感觉。

这是过去老城的街道，新建的临州城已在北面拔地而起，那里有高楼大麗，有宾馆，有公园，还有门面威严的政府办公机构和一片漂亮的高科技开发区。但这里是老街，今日的老街已与五十年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房屋贴着白瓷砖，安着防盗铁闸门，成为商业的门面房。

街的尽头有座青砖高墙的院落，厚实的墙磨砖对缝，多少春秋仍然屹立不衰，然而那晦暗残旧的木门和那为车辆进出方便被锯断的门槛，却显出风雨沧桑的破败。我从挎包里摸出笔记本，那上面有西垣秀次画的当铺地点及门面印象图，当他把这张图和一双银筷子交给我的时候，那份郑重，那份诚单，那份信赖，让我没有推托的余地。他是日中友好协会的理事，汉学专家，为中日文化友好交流做出了不少贡献，在中日学术界知名度颇高。鉴于他的学识和经历，研究所专门聘他从事二战期间日军侵华华北陆军作战史的研究和编撰工作。我也是该所外国人研究员，名为研究日本战后法律经济，实则却将大部分精力悄悄用于研究侵华日寇华北方面军一九四三年的“治安肃正”作战上。这一给河北人民带来严酷残害的“五一”大扫荡，据日本方面的统计，大约杀害了冀中地区军民两万佘人。这个明显缩小了的数字是我从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著的材料中叠加计算出来的。在计算这些数字时，我内心充盈着刻骨的仇恨和尖厉的复仇之心，在“两万”名受难者中有我的叔父，他是八路军涉县根据地的一名干部，在大扫荡中被日本人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了。据涉县老百姓说，我的叔父死得十分惨烈，他被捆绑在城隍庙前的旗杆上，日本人将他身上的肉一片片剐下，先是四肢，然后是胸腹……原本说是要活埋，临刑时鬼子队长听说中国有种刑罚叫做“凌迟”，便决定拿权父来做试验，看看凌迟与活埋效果的差异在哪里。叔父激奋的叫骂与惨痛的呼号持续了很久，天亮时才绝了声响。有人看见城隍庙的旗杆下除了一摊鲜血和碎肉，再无其他。日本人撤退以后，共产党找过叔父的尸骨，未见。一个人的尸体，一夜工夫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在战争情况下极其自然，反过头来在和平环境下再看此事，便成为不可思议、不可理喻。我那位美丽的婶母自二十岁便开始等待，一直等到去年去世。大家说叔父已经为国牺牲，不会再回来了。她坚决不同意这种说法，她的观念和政府方面的看法如出一辙。她说，死不见尸，不能为死。“文革”以后，政府对叔父生存的信念发生了动摇，恢复叔父以“单命烈士”的名分，但婶母却一直拒绝接受政府给予的抚恤金和烈属称号，宁愿贫困地与我们住在一起，相信着叔父有朝一日的归来。她的等待与政府的等待性质截然不同，一是痴情，一是疑虑，这就决定了我在日本艰苦卓绝的三年搜索。据当年八路军方面的当事者说，叔父是负责特工情报工作的，工作非常出色。一九四三年五月五日深夜，涉县巧军和大部分群众得到日寇扫荡情报后撤离的。叔父的被捕是在涉县西北十五里的刘各庄而不是涉县八路军根据地。至于身为八路干部的叔父在撤离之际离开群体为什么要去刘各庄，没人能讲得清楚，这也是多年症结的所在。有人说叔父是企图与西北三十里外奶奶顶的游击队取得联系，但当事人回忆并没有賦予他此项任务，何况奶奶顶的游击队早进了太行山，他没有必要再去那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