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那一年我七岁,还没读完小学一年级。世界在我眼里只是公共汽车一站地:公主坟——翠微路。我以为天下都是一个挨一个的大兵营,男人都是军人,女人都是老师和医生,小孩长大了也都要参军。

我是少先队员、班旗手、学习委员、副中队长、三王。学习成绩优异。

我不爱自己的父母,家庭观念也很淡漠,习惯集体生活,自己洗脸,自己刷牙,自己抢饭吃。你可以说我很独立,很会察言辨色,打自己小算盘。

我的偶像是胡老师。梦中情人是陈南燕陈北燕姐妹和吴迪。但我一次也没有勃起,前一个只是单相思,后三个都曾追打。

没人跟我过不去,我也没有迫在眉睫的难事。除了李阿姨那一脚让我吃过大亏,我的一切危险和生死考验都发生在梦和想象当中。梦中的历险丰富了我的感情,使我变得少年老成、色厉内荏。

我信仰共产主义,那东西很具体,是一个类似购物中心的大厦,有形形色色的饭馆、超市和游乐场。每天黄昏放学,看到铺满金光的复兴路向东西两端无限延伸,就想那大厦正在这条路某一头搭建,我这辈子肯定赶得上建成开业。

那年从始至终,我的家乡公主坟一带都是一派无动于衷的太平盛世景象。

那时全球还没有温室效应这一说,北京的冬天很冷,大雪纷飞,我们经常踩着没膝的雪去上学。教室里没暖气,只有一个烧着烧着就会自动熄灭的煤球炉子,我坐在后面穿着棉鞋也冻得要不停跺脚。从那时起我的后脚跟就年年长冻疮。教室窗户上结着厚厚的冰霜,屋外房檐上垂挂着长剑般晶亮透明的冰溜子,我们常常掰掉冰溜子的尖儿当冰棍吃。

我的耳朵也长了冻疮,最想有的就是穆仁智那种能套在耳朵上的毛皮护耳。我有一顶“坦克帽”。那是民品厂仿军品生产的童帽。说是坦克帽是儿童的误称,那帽子额头有两个铁皮风镜装饰更像战斗机飞行员的帽子。这帽子冒充皮帽,其实是人造革,里面一层栽绒,戴上倒不难看,好像懂点技术似的,只是一点不保暖。

我的棉袄是件花棉袄。说它花,是指补得五色斑斓,不是真有一朵朵美丽的花。那是我哥哥穿小的。我的罩衣和裤子也是我哥哥穿小的,袖口裤腿接了一圈圈颜色相近的布像铅笔的橡皮头,领子膝盖屁股这些老摩擦的地方还一块块钉针脚密实的大补丁,搁今天不用化装直接就可以上街要饭,准有人给。印象里穿过的唯一新衣服是一件三个口袋的灯芯绒上衣,颜色忘掉了,有一粒粒硕大的有机玻璃扣子。那布很结实,摸爬滚打也不破,可以发给侦察连的战士当作训服。我想这大概是当年刮起的一股穷风。衣衫褴褛破破烂烂成为一种美德化身。这本来是报纸扯的一个蛋,但那年头,全国人民为了紧跟什么都照过了弄。你袜子破,我浑身上下没一件整衣裳,看谁穷得过谁。时尚嘛,以贫骄人。我这已经很奢侈了,还有罩衣里边还穿裤衩背心。我见过惨的。玉渊潭湖边有一所罗道庄小学,学生都是四季青人民公社社员的孩子,一到冬天他们就空心光板只穿一件黑棉袄,放学出来黑压压一片像群落了地的黑老鸹。每当读到毛主席那一著名诗句“黑手高悬霸主鞭”,我眼前就会浮现出罗道庄小学同学们的身影。知道的是放学,不知道的还以为暴动了。

鞋子,春秋天主要是布鞋和球鞋。布鞋俗称“懒汉鞋”,大约因为不用系带,蹬上就走。布鞋有灯芯绒和布面两种,鞋底又有塑料底和轮胎底之分,塑料底还有白塑料和红塑料的区别。最受小孩青睐的布面白塑料底,那很衬脚,又瘦又扁,鸭子嘴似的。那些大一点的,已知风情的,不那么正经的孩子更爱穿“白边儿懒”。那就像今天妓女酷爱的黑丝袜,走在街上有一种求爱的暗示。

球鞋基本上是军用球鞋。半大的男孩穿着它打球、上学、跑路,很多人连袜子也不穿,所以臭脚很多,夏天教室里的公害就是阵阵袭来的军用球鞋沤出的臭脚丫子味儿。能和“军球”有一拼的是一款“回力”球鞋。那是高级名牌,男孩子梦寐以求的东西。“文化大革命”时社会秩序大乱,这款鞋和军帽一样是小流氓抢劫的主要目标。经常看到某帅哥穿着“回力”神气地出去了,回来光着脚,鞋让人扒了。

和衣服一样,很少看得到谁穿新鞋,那时做鞋的好像都改行补鞋了。孩子们的脚上永远补着一块块犹如无知圆眼睛的皮子,磨歪的鞋后跟钉着铁掌,走起路来像马队经过。

皮鞋只有坏孩子才穿。流行的是所谓“三接头”,三块皮子缝的,牛背上的皮缝在鞋尖,牛肚子牛逼皮缝在鞋腰和鞋帮上,后来形容徒有其表的人物常说是“牛逼皮做的”。这款式也是源自军用品。最高级最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将靴”,发给将军的半高腰靴子。这东西很珍贵,理论上只应将门才有,那也不过千十双。社会公认,穿这鞋的人要么是高干子弟,要不就是大流氓,只有这两种人才有路子弄着。这鞋对一个人地位的肯定是今天任何一种名牌服装比不了的,相当于一辆加长卡迪。校官靴头不那么扁不那么尖,意思就差多了,像金戒指,俗且滥,穿上也就是一奥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