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者

大碗居前的露店每坐满了车夫和小贩。尤其在早晚和晌午三个时辰，连窗户外也没有一个空座。绍慈也不知到哪里去。他注意个个往来的人，可是人都不注意他。在窗户底下，他喝着豆粥抽着烟，眼睛不住地看着往来的行人，好像在侦察什么案情一样。

他原是武清的警察，因为办事认真，局长把他荐到这城来试当一名便衣警察。看他清秀的面庞，合度的身材，和听他温雅的言辞，就知道他过去的身世。有人说他是世家子弟，因为某种事故，流落在北方，不得已才去当警察。站岗的生活，他已度过八九年，在这期间，把他本来的面目改变了不少。便衣警察是他的新任务，对于应做的侦察事情自然都要学习。

大碗居里头靠近窗户的座，与外头绍慈所占的只隔一片纸窗。那里对坐着男女二人，一面吃，一面谈，几乎忘记了他们在什么地方。因为街道上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绍慈就转过来偷听窗户里头的谈话。他听见那男子说：“世雄简直没当你是人。你原先为什么跟他在一起？”那女子说：“说来话长。我们是旧式婚姻，你不知道吗？”他说：“我一向不知道你们的事，只听世雄说他见过你一件男子所送的东西，知道你曾有过爱人，但你始终没说出是谁。”

这谈话引起了绍慈的注意。从那二位的声音听来，他觉得像是在什么地方曾经认识的人。他从纸上的小玻璃往里偷看一下。原来那男子是离武清不远一个小镇的大悲院的住持契默和尚。那女子却是县立小学的教员。契默穿的是平常的蓝布长袍，头上没戴什么，虽露光头，却也显不出是个出家人的模样。大概他一进城便当还俗吧。那女教员头上梳着琶琶头，穿着灰布袍子，虽不入时，倒还优雅。绍慈在县城当差的时候常见着她，知道她的名字叫陈邦秀。她也常见绍慈在街上站岗，但没有打过交涉，也不知道她的名字。

绍慈含着烟卷，听他们说下去。只听邦秀接着说：“不错，我是藏着些男子所给的东西，不过他不是我的爱人。”她说时，微叹了一下。契默还往下问。她说：“那人已经不在了。他是我小时候的朋友，不，宁可说是我的恩人。今天已经讲开，我索性就把原委告诉你。

“我原是一个孤女，原籍广东，哪一县可记不清了。在我七岁那年，被我的伯父卖给一个人家。女主人是个鸦片鬼，她睡的时候要我捶腿搔背，醒时又要我打烟泡，做点心，一不如意便是一顿毒打。那样的生活过了三四年。我在那家，既不晓得寻死，也不能够求生，真是痛苦极了。有一天，她又把我虐待到不堪的地步，幸亏前院同居有位方少爷，乘着她鸦片吸足在床上沉睡的时候，把我带到他老师陈老师那里。我们一直就到轮船上，因为那时陈老师正要上京当小京官，陈老师本来知道我的来历，任从方少爷怎样请求，他总觉得不妥当，不敢应许我跟着他走。幸而船上敲了锣，送客的人都纷纷下船，方少爷忙把一个小包递给我，杂在人丛中下了船。陈老师不得已才把我留在船上，说到香港再打电报教人来带我回去。一到香港就接到方家来电请陈老师收留我。

“陈老师、陈师母和我三个人到北京不久，就接到方老爷来信说加倍赔了人家的钱，还把我的身契寄了来。我感激到万分，很尽心地伺候他们。他们俩年纪很大，还没子女，觉得我很不错，就把我的身契烧掉，认我做女儿。我进了几年学堂，在家又有人教导，所以学业进步得很快。可惜我高小还没毕业，武昌就起了革命。我们全家匆匆出京，回到广东，知道那位方老爷在高州当知县，因为办事公正，当地的劣绅地痞很恨恶他。在革命风潮膨胀时，他们便树起反正旗，借着扑杀满洲奴的名义，把方老爷当牛待遇，用绳穿着他的鼻子，身上挂着贪官污吏的罪状，领着一家大小，游遍满城的街市，然后把他们害死。”

绍慈听到这里，眼眶一红，不觉泪珠乱滴。他一向是很心慈，每听见或看见可怜的事情，常要掉泪。他尽力约束他的情感，还镇定地听下去。

契默像没理会那惨事，还接下去问：“那方少爷也被害了吗？”

“他多半是死了。等到革命风潮稍微平定，我义父和我便去访寻方家人的遗体，但都已被毁灭掉，只得折回省城。方少爷原先给我那包东西是几件他穿过的衣服，预备给我在道上穿的。还有一个小绣花笔袋，带着两支铅笔。因为我小时看见铅笔每觉得很新鲜，所以他送给我玩。衣服我已穿破了，唯独那笔袋和铅笔还留着，那就是世雄所疑惑的‘爱人赠品’。

“我们住在广州，义父没事情做，义母在民国三年去世了。我那时在师范学校念书。义父因为我已近成年，他自己也渐次老弱，急要给我择婿。我当时虽不愿意，只为厚恩在身，不便说出一个‘不’字。由于辗转的介绍，世雄便成为我的未婚夫。那时他在陆军学校，还没有现在这样荒唐，故此也没觉得他的可恶。在师范学校的末一年，我义父也去世了。那时我感到人海茫茫，举目无亲，所以在毕业礼行过以后，随着便行婚礼。”